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扩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通知

闽政办〔2010〕221 号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贯彻落实省委八届九次全会精神，做好生产要素保障，进一步规范和引导民间融资，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为福建跨越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有关政策的通知》（银发〔2008〕137号）要求，在前一阶段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决定进一步扩大我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范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试点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福建跨越发展和加快海西建设的战略部署为指导，以服务“三农”和中小企业发展为宗旨，积极稳妥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进一步规范和引导民间融资，改善农村地区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为福建跨越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二）基本原则。根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按照试点先行、稳步推进的原则，在原先试点的基础上，有条件的县（市、区）可组建1家小额贷款公司，取得经验后，逐步扩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范围。按照严格监管、规范运作的原则，制定试点小额贷款公司准入标准和操作程序，参照金融企业管理制度对其进行规范管理。按照明确职责、防范风险的原则，建立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多方联动、协调一致的监管机制。按照“小额、分散”的贷款原则，确保试点小额贷款公司严格经营范围，坚持小额贷款的经营取向，切实为“三农”和中小企业服务。

　　二、明确职责，加强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

　　在省政府领导下，各级政府要按照分级管理、属地管辖的原则，明确分工，尤其要重点落实好主管部门和其他监管部门、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有序有效地推动试点工作。省里成立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以下简称“省联席会议”），由省政府分管金融工作的领导为召集人，省政府办公厅、省经贸委、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地税局、省工商局、省国税局、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福建银监局、省法制办等部门组成，省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挂靠省经贸委，承担省联席会议日常工作，落实省联席会议的有关决定，办公室主任由省经贸委分管领导兼任。省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能：一是统筹指导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二是研究制定相关管理、配套政策和措施；三是协调解决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四是指导和督促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好小额贷款公司监管和风险处置工作；五是对小额贷款进行监督检查。

　　（一）省直各相关部门主要职责：

　　省经贸委：作为全省小额贷款公司的主管部门，负责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变更、终止和业务范围的审查批准；牵头负责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和风险防范，并指导、督促各设区市政府做好小额贷款公司的属地监管和风险处置工作；建立小额贷款公司动态信息监测和统计分析系统，对小额贷款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经营情况等方面进行评价。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资金流向进行跟踪监测；并将小额贷款公司纳入人民银行信贷征信系统；办理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卡等相关工作。对小额贷款公司业务进行指导，协助主管部门对小额贷款公司业务进行现场及非现场检查。

　　福建银监局：组织有关部门对小额贷款公司涉嫌非法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及非法集资行为进行认定，并配合、协调有关地方政府进行查处。对小额贷款公司业务进行指导，协助主管部门对小额贷款公司业务进行现场及非现场检查。

　　省工商局：负责指导依法办理小额贷款公司的名称预先核准、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和年检等相关工作。

　　省财政厅：依法履行财务管理职责，加强小额贷款公司财务风险监管；参与研究制定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扶持政策。

　　省公安厅：指导、配合做好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处置工作，严厉打击金融违法犯罪活动。

　　税务部门：负责做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纳税服务工作，落实相关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并加强调查研究，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争取有利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税收政策。

　　省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管理。各相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配合省经贸委开展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工作。省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定期或不定期向成员单位通过试点工作情况，实现信息共享。

　　各试点县（市、区）和所在设区市政府应参照省联席会议形式，建立相应的联席会议制度，明确职责分工，联席会议办公室挂靠同级经贸主管部门。

　　（二）各设区市政府负责本地区小额贷款公司的政策宣传和协调指导工作，根据省政府的统一部署，负责本辖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组织实施工作，统筹安排小额贷款公司的布局，确定试点区域，承担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和风险处置责任。

　　（三）试点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具体实施工作，确定试点对象，做好小额贷款公司申报材料初审工作，承担小额贷款公司日常监督管理和风险处置责任，并组织公安、银监、人行等职能部门跟踪监管资金流向，严厉打击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高利贷等金融违法活动。

　　三、试点工作安排

　　试点工作自本通知印发之日启动，按照《福建省试点小额贷款公司暂行管理办法》（见附件）实施。具体安排为：2010年8月起，试点县（市、区）政府和设区市政府做好小额贷款公司的筹建组织、预审推荐、初审等工作，报省经贸委。

　　附件：福建省试点小额贷款公司暂行管理办法

　　二〇一〇年八月九日

附件：

　　福建省试点小额贷款公司暂行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规范其组织和行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有关政策的通知》（银发〔2008〕137号）精神，结合福建省实际，制定本暂行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小额贷款公司，是指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不吸收公众存款，主要为中小企业和“三农”发展提供贷款服务的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应执行国家金融方针和政策，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开展业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担风险，其合法的经营活动受法律保护，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

　　第三条 小额贷款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以全部财产对其债务承担民事责任。小额贷款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以其认缴的出资额或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第四条 成立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简称“省联席会议”），主要职能是：一是统筹指导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二是研究制定相关管理、配套政策和措施；三是协调解决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四是指导和督促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好小额贷款公司监管风险处置工作；五是对小额贷款进行监督检查。

　　省经贸委作为全省小额贷款公司的主管部门，牵头负责全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组织、协调、规范、推进和风险防范工作。未省经贸委经批准，各地不得擅自设立小额贷款公司。

　　第二章 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

　　第五条 小额贷款公司的名称由行政区划、字号、行业、组织形式依次组成，其中行政区划指县级行政区划的名称或地名，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名称中的行业表述应当标明“小额贷款”字样。

　　第六条 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章程；

　　（二）有符合规定条件的出资人。有限责任公司应由9～50名股东出资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有9～200名发起人，其中须有半数以上的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自有固定住所；

　　（三）注册资本来源应真实合法，全部为实收货币资本，由出资人在公司设立时一次性足额缴纳。严禁虚假注资和抽逃资本金。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0万元；组织形式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亿元。初次设立时，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上限为3亿元。

　　（四）有符合任职条件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拟任董事中应有20%及以上的人员从事金融领域工作3年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不少于2名，具有履职所需的金融知识、经济专业水平、从业经验及专业技能，具备本科以上学历，从事金融领域工作3年以上，或从事相关经济管理工作5年以上；或大专以上学历，从事金融领域工作8年以上。

　　（五）出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自然人、企业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拟任小额贷款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自然人，应无犯罪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

　　（六）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管理机制，建立健全透明规范的贷款管理制度和操作流程；

　　（七）在试点县（市、区）有与业务经营相适应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其他必要设施；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第七条 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或最大股东）应当是管理规范、信用优良、实力雄厚的当地骨干企业（注册地在福建省内且在试点市、县、区有法人机构或分支机构），申请前一个会计年度净资产不低于5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低于50%、申请前连续3个会计年度赢利且三年净利润累计总额在1500万元以上、出资额不高于净资产的50%（按合并会计报表口径计算）。

　　主发起人（或最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合计持股比例不超过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25%（不含本数），其他单一股东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超过10%，且出资额不得低于50万元。入股股东实行实名制，严禁股东集合他人资金入股。

　　第八条 小额贷款公司可经营下列业务：

　　（一）办理各项小额贷款；

　　（二）银行业机构委托贷款；

　　（三）其他经省经贸委批准的业务。

　　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小额贷款公司不得经营此管理办法列明的经营范围以外的业务。

　　第九条 试点期间小额贷款公司暂不允许跨县（市、区）域经营和设立分公司。

　　第十条 小额贷款公司设立须经筹建和开业两个阶段。

　　第十一条 申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应由主发起人（或最大股东）组成小额贷款公司筹备组，向所在地县级经贸主管部门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申请书，其内容包括：拟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名称、拟设地、注册资本、股权结构、业务范围及设立目的等基本信息，主发起人企业经营发展情况介绍，拟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聘任其他从业人员计划；

　　（二）出资人承诺书（原件）：公司股东应承诺自觉遵守国家、省、市、县（区）有关小额贷款公司的相关规定，遵守公司章程，参与管理并承担风险，不从事非法经营活动，保证入股资金来源合法，不得以借贷资金入股，不得以他人委托资金入股，不进行非法集资；

　　（三）公司设立方案：内容包括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步骤、时间安排，注册资本、股东名册及其出资额、出资比例；

　　（四）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内容包括：拟设地经济金融发展情况、小额贷款需求分析和拟设公司的市场前景分析，包括市场定位、设立后所能提供的服务等；未来3年财务预测，经过预测的拟设公司开业后3年的资产负债规模、盈利水平、资本收益率、资产收益率等；业务拓展计划；风险控制能力等；

　　（五）出资人协议书：股东之间关于出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协议；各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六）股东基本情况，主要内容是：小额贷款公司股东名册，内容包括法人股东的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注册地址、经股东（代表）大会通过的同意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决定、出资额、股份比例，法人代码证复印件、经过工商年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贷款卡复印件、经营情况、诚信状况、未偿还金融机构贷款本息情况、纳税记录、关联企业名单等事项；自然人股东的姓名、简历、住所、身份证复印件、出资额、股份比例，入股资金来源和个人财产性收入的相关证明材料；拥有自有固定住所的出资人的证明材料；

　　（七）出资人除自然人以外经审计的上一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或自然人银行信用证明；

　　申请材料应注明：申请人联系人、联系电话、传真电话、电子邮件、通讯地址。

　　第十二条 试点所在地县（市、区）经贸主管部门对小额贷款公司筹备组的申请材料进行预审，经县（市、区）人民政府同意后向设区市经贸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方案。设区市经贸主管部门对县（市、区）经贸主管部门提出的试点申请方案进行初审，提出初审意见形成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设立方案，经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转报省经贸委。申报方案内容包括：

　　（一）实施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承诺书。设区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提交试点工作承诺书。内容包括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金融政策的相关规定，建立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相关制度和工作机制，按照属地管辖原则承诺承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经营情况进行日常监管和定期检查、负责处置小额贷款公司违规和违法经营产生的不稳定因素、制定风险性突发事件处置预案。

　　（二）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性突发事件处置预案。拟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设区市人民政府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制定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性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对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和经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以及在公司出现经营风险后，出现群众集聚上访而导致发生群体性等突发事件建立风险处置机制，明确处置突发事件组织机构、职责分工、处置程序等，保障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三）试点工作方案。内容主要包括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负责小额贷款公司申报初审、日常监管、服务测评、风险处置的具体部门；对拟申请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初审意见，尤其是对主发起人（或最大股东）的初审意见以及其他股东基本情况的初审意见；试点步骤与工作安排；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四）小额贷款公司申请试点的材料。

　　第十三条 省经贸委自收到试点申报方案的完整材料后，经准入审核专家组论证，在30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复。符合筹建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凭省经贸委出具的筹建批复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名称预先核准。小额贷款公司的筹建期为省经贸委批准筹建之日起45个工作日，45个工作日内未完成筹建的即取消筹建资格。

　　第十四条 筹建期达到开业条件的，由小额贷款公司筹备组向试点所在地县（市、区）经贸主管部门提出开业申请。试点所在地县（市、区）经贸主管部门进行初审，设区市经贸主管部门负责复审，省经贸委审批。设区市经贸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金来源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开业申请材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开业申请书。内容包括小额贷款公司的名称、组织形式、注册资本、注册地、业务范围等；

　　（二）法定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

　　（三）筹建工作报告。内容包括筹建过程、筹建工作落实情况以及是否符合开业要求等；

　　（四）选举董事、监事的决议及拟任董事长、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和从业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个人信用记录等相关材料；

　　（五）营业场所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证明材料；

　　（六）公司章程草案及管理制度，包括业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风险监控制度、信息披露制度；

　　（七）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八）省经贸委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十五条 申请人应自批复同意开业之日起45日内，凭省经贸委的开业批复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并在取得营业执照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构和当地公安机关报送相关资料。逾期未办理的，申请人应当报省经贸委确认原开业批复文件的效力或者另行报批。

　　第三章 小额贷款公司的合规经营

　　第十六条 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融入资金的利率、期限由小额贷款公司与相关银行业金融机构自主协商确定，利率以同期“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基准加点确定。禁止小额贷款公司向内部或外部集资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第十七条 小额贷款公司应将省经贸委核发的列明经营业务范围的批复文件正本置于小额贷款公司营业场所的醒目位置。

　　第十八条 小额贷款公司应按照《公司法》要求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明确股东、董事、监事和经理之间的权责关系，制定稳健有效的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和内审制度，提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第十九条 小额贷款公司应建立完善的信贷管理制度，明确贷前调查、贷时审查和贷后检查业务流程和操作规范，切实加强贷款管理。

　　第二十条 小额贷款公司应建立规范的财会管理制度。严格按照《会计法》以及财政部有关金融企业财务制度建立健全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真实记录和全面反映其业务活动和财务活动。并按规定及时向当地财政部门报送季度报告、年度财务决算和财务分析报告，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必须经具有相应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小额贷款公司应建立规范的统计制度，按时向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和当地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构报送资产负债表和其他相关统计信息资料。

　　小额贷款公司应申请加入中国人民银行信贷征信系统，按时合规向信贷系统提供借款人、贷款金额、贷款担保和贷款偿还等业务信息。不得向无贷款卡或持无效贷款卡的企业办理信贷业务。

　　第二十一条 小额贷款公司应按有关规定，建立审慎规范的资产分类制度和拨备制度，准确划分资产质量，充分计提呆账准备，确保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始终保持在100%以上，全面覆盖风险。

　　第二十二条 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应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鼓励小额贷款公司面向微小型企业、农户、个体工商户提供信贷服务，着力扩大客户数量和服务覆盖面。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的70%应用于单户贷款余额100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资本净额5%。

　　第二十三条 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向本公司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关联方提供贷款。

　　第二十四条 小额贷款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经营，贷款利率上限放开，但不得超过司法部门规定的上限，下限为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具体浮动幅度按照市场原则自主确定。

　　第二十五条 主发起人（或最大股东）持有的股份（股权）自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之日起3年内不得转让，其他股东2年内不得转让。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股份（股权），在任职期间内不得转让。严禁股东以其持有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份对外质押或提供担保。

　　第二十六条 对于规范经营、运行良好且需要补充资本的小额贷款公司，一年后可增资扩股。

　　第二十七条 小额贷款公司股东股份转让比例超过公司全部股份的5%的，应报所在县（市、区）人民政府同意后上报省经贸委审批。

　　第四章 小额贷款公司的变更和终止

　　第二十八条 试点期间小额贷款公司变更事项暂仅包括：变更名称、变更法定代表人和高级管理人员、变更股东或调整股权结构、变更注册资本、变更住所、修改公司章程。

　　以上变更事项，由省经贸委负责受理、审查并决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凭省经贸委核发的批准文件办理小额贷款公司相关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第二十九条 小额贷款公司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拟任法定代表人和高级管理人员必须符合本办法的相关要求。

　　第三十条 小额贷款公司申请变更注册资本，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变更注册资本后仍然符合本办法对该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的要求。

　　（二）变更注册资本涉及变更股东或调整股权结构的，应同时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关于变更股东或调整股权结构的条件。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十一条 小额贷款公司变更营业场所仅限于同一县（市、区）行政区域范围的迁址，不得进行异地迁址。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能够合法使用拟迁入的新住所。

　　（二）拟迁入的新住所应具有符合规定的安全防范设施。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十二条 小额贷款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应符合《公司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 小额贷款公司因变更名称、股东或股权结构、注册资本、住所等事项而引起修改公司章程的，可以在申请上述变更事项中一并提出修改公司章程的申请，省经贸委可一并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决定。

　　第三十四条 获准变更的事项，小额贷款公司应自批准之日起3个月内完成有关法定变更手续，并向省经贸委、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构和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告。

　　第三十五条 试点期间小额贷款公司解散，依照《公司法》进行清算和注销。小额贷款公司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解散：

　　（一）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二）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四）因严重违规，被省经贸部门吊销小额贷款试点许可。

　　（五）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六）人民法院依法宣布公司解散。

　　第三十六条 小额贷款公司被依法宣告破产的，依照《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实施破产清算。

　　第五章 监督管理和风险防范

　　第三十七条 小额贷款公司应接受社会监督，经营过程中若有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高利贷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由试点县（市、区）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执法单位及时依法严厉查处，追究公司主要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并取消其小额贷款试点许可。

　　第三十八条 小额贷款公司应向注册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申领贷款卡。向小额贷款公司提供融资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将融资信息及时录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并报送所在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构，同时应跟踪监督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的使用情况。

　　第三十九条 省经贸委牵头会同福建银监局、人行福州中心支行建立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相结合的监督检查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小额贷款公司实施检查。根据监管需要，省经贸委可委托具有相应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独立专项审计或稽核，审计结果可作为是否取消试点许可的依据。

　　第四十条 小额贷款公司应建立信息披露制度，按要求向公司股东、相关部门、向其提供融资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有关捐赠机构披露经营情况报告等，对重大事项信息，必要时应向社会披露。

　　第四十一条 小额贷款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若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由所在地经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特别严重的，由省经贸部门撤销小额贷款试点许可，并提请相关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罚、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核准擅自更换法定代表人和任命主要管理人员的；

　　（二）擅自设立分支机构的；

　　（三）未经核准变更、终止的；

　　（四）超出核准的经营范围，擅自从事须经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批准的项目而未取得批准的经营活动的；

　　（五）违反利率政策的；

　　（六）拒绝或阻碍有关部门非现场监管或者现场检查的；

　　（七）不按照规定提供报表、报告等文件、资料的，提供虚假的或隐瞒重要事实的报表、报告等文件、资料的；

　　（八）未按照规定进行信息披露的；

　　（九）法律、法规授权工商、人行、银监等部门处理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二条 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充分利用和发挥社会监督力量，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行为的约束、监督，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提高监督实效。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暂行办法未规定的事项，按照《公司法》和有关小额贷款公司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四条 本暂行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方法论的检讨与重整

杜宴林


毋庸置疑，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愈益显明的成效。然而，实践中的窘态与理性的求证却让人清醒的看到，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并没有表面上那么乐观与繁荣，恰恰相反，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因为方法论上的误区和偏差——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扭曲，正在或势必偏离现代化轨道，并进而直接导致了当下的窘态与困惑：完美与缺憾的矛盾交织，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扭曲，滞阻了法制现代化的纵深运行。对于21世纪的中国法治来说，必须进行方法论的检讨与重整，确保法治的现代化运行。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方法论的检讨。

详细来说，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存在如下方法论上的误区或缺欠：
（一）法治的先期热情与神秘忠诚——中国法治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翻开中国法治的历史，法治没有任何时候象今天这样在中国这般荣光——获得了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庶民百姓的关注与垂青，甚至被纳入了基本国策。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法治的话语没有任何时候象今天这样风靡流行，这也充分显示了法治的勃勃生机与话语的泛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个贩卖法治话语的时代，“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市”……，充分体现了其时代特色的话语霸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民性事业。尽管如此，但在我看来，法治话语的风行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秩序的愿望和渴求，但另一方面，却也刺目的凸现了法治的神秘忠诚和先期热情，中国法治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而对于一个如我们一样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国度来说，要进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缺乏甚至没有理性的代表时代精神的理论作指导，无疑将是一个美妙的设想，为着同样的原因，它也只能是一份神秘的忠诚与先期热情。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本着因果关系的演绎方法进行阐释，准确地说，从中国法治的产生缘由，中国法治与现代意义的法治关系说起。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法治产生于近代西方文明，是人类走出蒙昧迈入文明的创造物，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然而，中国法治由于先天出生的缺陷，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美国学者昂格尔认为，法治产生于西方而非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形成现代型法的秩序的历史条件——集团的多元主义、自然法理论及其超越性宗教的基础[1]。因而中国形成了主要表现为行政命令方式的官僚法（管理型法），而西方形成了自主、普遍适用的法律体系和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尽管在中国文明型态中，我们也会发现导致了多元集团产生，导致了某种超验的世界观的社会变化……但是，这两种因素并未结合在一起，也没有通过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现代法治[2]。因为在传统的中国，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的是社会和谐，这也是支配人们思想的全部观念，然而奠基于封建等级身份观念上的社会却无论如何形成不了现代法治的法律至上的神圣观念，因为严格说来它不是实在的规则与准则[3]，而是模范行为的模式。这样就不难理解，尽管中国也曾有诸如儒家和法家等关于人、社会和法律的系列观点，比如儒家主张符合伦理典范的习惯礼仪，法家主张官僚政府以及强制执行官僚法，但双方确实从某些不言而喻的共同（礼仪）前提出发进行论证的，而这些前提根本不允许他们捍卫甚至承认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法制原则[4]。传统中国的流行做法完全是以家长的方式处理事务。[5] 所谓法就不可避免的带有浓厚的工具色彩和官僚政治色彩。因而中国产生不了现代意义的法治，也确实不需要现代意义的法治。
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并认同，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法治具有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它绝不是急功近利的产物，也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理论的准备和证成，除此之外的任何观点和看法都势必具有方法论上缺憾—— 或多或少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否则就是智识上的盲点。法治不能缺少理论的准备与证成，唯其如此，方才能摆脱方法论上的缺陷，并进而真正凸现法治的本来面貌。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当下的中国法治却盛行着一种流行病——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我们先看一则珍贵的实例然后才分析个中缘由,尽管这只是冰山一角或法治缩影：1998年《读书》杂志第7期刊载了苏力先生名为《“法”的故事》的文章。在文中苏力先生详细的演绎了近代乃至当代法理学者（家）对法的词源学解释，即想当然演绎许慎那显然不慎的关于法的词源学解释。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样对法进行解释“（法） ，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之所以偏旁如水，是因为法律如水那样公平；之所以有“ ”，因为“ ”是传说中的一种独角兽，生性正直，见到不公平的人，会用角去顶，因此也就了法。”在先生看来，后者可不作追究，但前者却值得怀疑，因为从认知心理学上看，一般说来，最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往往是物体的活动特征。所以法字的水旁具有平的特征，但不应该成为代表或指涉法律要求公平这高度抽象的结论性特征，不仅如此，理论和史实都强调了法的水旁指涉——法的自上而下公布的特征。然而事实上中国近代直到现代许多法理学家却轻信许慎的法的故事，而且先生经过详细考察发现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知识或没有我们的知识。唯一的理由只在于他们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无视逻辑和事实上的基本要求，想当然的努力论证中西法的一致性，并满足于时代需要和情感需要。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西方制度的先进，另一方面还必须不损及近乎变态的民族自豪感。这就是国人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或者福柯所说的那种追求知识的情感意志[6]。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法治登陆中国也有自己的为外人所始料不及的初始缘由——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一般来说，法治是文明的产物，更确切的说是伴随17、18世纪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的西方文明的产物，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然而在中国，当法律权威出现时，正是中国文革意识显出弊端，个人魅力权威危害极大时，也许出于义愤或相对不成熟的思考以及西方法治的成功经验，因而它从一开始就被民众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和热情，法律似乎是作为救命稻草而出现的。所以中国法治从开始出现之日起就有自己独特的憧憬与梦想，梦想的理由在于：将人们从随意专断的受侵犯的境地中解脱出来，确保人们正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不再为领导人的意志而饱经人间的沧桑；让人完全明了，任何人都不可随意滥用权力，任何人都必须受法律的约束，以确保正常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然而我国几千年的人治传统却总是疲于保证这种梦想的实现。因而立基于文革的反思和西方法治的良好印象就注入中国法治的期待中，与此同时，文革的惨痛教训反过来又增加了法治的神话色彩，于是我们便很认真地被引入法治的神秘崇拜中，法治从西方泊来时，我们便把这看作不言自明的真理：法治能约束政府权力，法治能保障平等、自由与人权，所有人生来就是平等的……相应地，我们的法治理论仅停留在引介和移植西方理论阶段，但从来没有反思过这些法治理论的现实意义，也没有对中国传统治国方略做出科学认识和评断，因而一个显明的事实是中国法治缺乏应有的理论准备。
而对于一个几乎没有法治传统、人治色彩浓厚的国度来说，要实现真正的法治没有理性的代表时代精神的理论作指导，法治怎么可能得以真正的践行？于是我们不久就会发现，这种以对文革的义愤或者说革命情结为契机建立起来的法治虽然都象革命一样曾经有血有肉，但也注定象它一样存在缺陷，在不顾一切的打破传统和秩序之后，相伴而生的是失去了保持传统和秩序的能力。而当现实法治陡现其真貌时，法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就逐渐沦为一种稀疏平常的事物，真正的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也就无从培育，道理很简单，当一种为人所崇拜的东西在事后看来不过如此时，也即崇拜的东西露馅并没有带来人们期望的效果时，法治也就注定了命运的扭曲与失落，又没有足够的理论来予以证成，因而人们对法治也就逐渐缺乏了这种难言的崇拜，反而弃之如蔽履了。一提到法治就摇摇头说它没啥用，这势必使法治失去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法治意味着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道理仍然很简单：“一种不可能唤起民众对法律不可动摇的忠诚的东西，怎么可能又有能力使民众愿意服从法律？”[7]
（二）、价值上的求同证成与理性的建构——中国法治价值目标的错位
伴随着法治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中国法治又走上了一条价值上求同和理性建构的不归路，在中国法治的工作者（无论是理论上的工作者还是实践的操作者）看来，西方法治有着成功的经验，因而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定向与目标似乎就是要在中国实现从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向西方治国方略的转变。这就不难理解，中国法治现在总有这样一种倾向，将未来梦想中的法治演绎成标准的西方法治版，并想当然的从价值上进行求同性证成。关于这个问题夏勇先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无庸讳言，尽管法治在本世纪里已经成为中国的流行话语，但迄今为止我们在从学理上阐释法治的时候所使用的话语主要是翻译过来的西方原理”。而造成这现象的原因在于：“一、因西方法治先行经验厚积且学术经年，易成文化强势，二、因法治乃人类共求之物，人类社会共通之理，故先知先述，多知多述者遂居语言优势；三、因吾国近世深重，学人难以从容梳理故旧接应西学，且多患文化失语症，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讲述当前发生的与自己相关的事情。” [8]然而价值上求同主义的法治又很容易滋生一种证明什么的倾向，证明我们也能同样的实行法治，但这却隐含着这样一个十分危险的法治陷阱——盲目与想当然。事实上，由于历史、国情、传统文化的差异，决定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伦理社会的土壤中是培植不出西方人的文化精神的，因而“中国不可能建成西方那样的法治社会，我们的法治必然是法治与伦理精神的结合”[9]，法治从来不是数学考试，没有标准的一成不变的答案。
价值上求同总是伴随着天才的法治构想，于是怀着美好法治梦想的人们又再一次从不同角度揣着不同的想法走在了同一条道路上：建构法治，而若隐若现的法治期盼又给了人们异乎寻常的力量和炽热的渴望，驱使我们努力去建构中国法治体系，急于实现法治现代化，而无视逻辑的思辨和理性的把握，似乎法制就是法治的分水岭，法制齐了，法治也就实现了。也不在乎是否会有同样的绩效，于是短短二十年中国法治进入了法制化（准确的说是立法）运动时期，其火热的局面甚至可以使我们合理地认为，中国法治已进入了法制时代或法制的黄金时代。的确，一般来说，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法治化程度较高，因而这种努力建构的价值在于助始了法治实践历程的驱动力。然而过之犹不及的是，我们的建构热情过度炽热，使我们患上了全民性的建构症——一种“吃不到的总是甜的，得不到的总是好的”偏见的结果，有学者尖锐的指出，这是一种法律饥渴症。客观后果是：我们一方面建构出了全方位的法制（治），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叛逆法治的实践仍然不减，使得中国法治刺目的凸现出奇特的双重性特征，它在法治建构领域突飞猛进，却无力满足于人民的基本秩序的需要，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宣称法治，但却始终无法掩盖这样的现实，法治的力不从心，表面繁荣的法制时代掩盖不了粘乎乎的法治泡沫，正如表面的经济繁荣掩盖不了脆弱的泡沫经济一样，试镜中的法治效果并不明显，期望中的法治并没有到来，不期而至却是变形的法治，变味的法治，给人一种形似而神不似的感觉。究其根源，当与中国法治传统基础薄弱，民众法治意识、参与精神的匿乏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这不能不说是方法论缺陷所导致的结果，因而必须加以检讨与重整。
（三）功能上的速效与法治的远近——中国法治逻辑自洽的困惑
先期热情、神秘忠诚以及价值上求同本来就是危险的陷阱，但我们还不知不觉地人为地背上了法治速效的沉重使命。诚然，当代中国法治的预想版图既然准备于上个世纪之交的时代，则不应完全重踏西方法治之路，因而从一开始就应与现代法治的发展合拍同步，同时它还应担负回归和重建近代法治及超越近代法治和实现法治现代化（法治意识，拿学者的话说，中国法治需要补课）的双重使命，也就是说，在有几千年封建人治传统盛行、法治几近虚无的中国要实现现代法治，它所要面临的既有消解传统人治体系、建构法治体系的艰巨任务，又有自进化论角度为法治提供理论基础的双重任务，我们多少显得有些仓促、紧迫一些，因而毫不奇怪，中国法治现代化从理论上讲是一个厚重而迫切的问题，也就是学者们常说的历时性问题共时性解决的紧迫问题。但是法治实践归根到底是一个渐进的历程，法治不应也不能设有时刻表，不能人为的设定时限。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中国法治现在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却是，中国法治已被人为地有意无意的设定了时限，流行一种典型的速效跳板意识，并理所当然地演绎出理性建构主义而非科学的进化论渐进主义色彩的期收速效的法治实践。这就是学者所概言的（在文化认同上）的所谓“奋起直追”问题，其杰出表现就是前述所及的大肆立法，实现所谓的有法可依，而忽视一些配套的甚或更重要的东西的建设，如法意识、法观念的培育、法律信仰的诱导和确立等等。自不待言的是，在这种期收速效的跳板意识支配下的许多立法相当粗糙，进而在实践（际）上直接成为了这些立法的墓碑，其典型例子就是学者们关注与检讨的破产法的颁行。事实上，法治原本就是一种偏重信仰的治国方略，法治的精神意蕴从来就是信仰——一种神圣的宗教般的信仰[10]，因而伯尔曼才严正的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11]“法律的宗教情怀和信仰，是全部法治建立、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和保障”[12]。他不应该或主要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和工具主义的。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偏重信仰的法治方略，在中国自辟蹊径的独特演绎和看似自洽的逻辑支配下却幻化成了一种取实利的工具，令人不得不佩服“中国特色”之重之妙，这不能不让人产生逻辑上的困惑与追问——法治究竟是什么，法治到底有怎样的逻辑？这个困惑没有得到解决，相应地，法治在今天中国意味着什么也就不难理解了。对于21世纪中国法治来说一个明显的结论是：必须进行逻辑上的修正和重整，方能实现真正的法治。

二、中国法治的未来：方法论的重构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方法论上的缺陷导致了中国法治的现状是一种没来由的喝彩式的法治，其理想版本是标准的西方版，同时还带有一种浅尝辄止的特征。而对于正在践行法治的中国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喝彩的法治，也是理性的法治，是一种深层次的法治，同时还是一种针对性的法治。
（一）理性的法治
毋庸置疑，作为一种治国方式，法治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也是最好的治国方式，正是基于此，亚里士多德才严正的指出“法治应优于一人之治”[13]，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历了多年封建伦理社会的国家来说，法治无疑如同一个新生的婴儿，必须给以足够的呵护，然而我们却不能没来由的神化法治，更不能想当然的构造21世纪的法治国家，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法治。
首先，我们必须理性地认识到，法治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它只是治国方略的一种最好的形式，正如学者所说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只是相对好的治国方式，这种相对意义蕴含着这样的内涵，人们渴望比法治更好的治国方略，但因各种因素不具备，因而人们不得不以退而求其次的办法选择了法治，而法治从被选择的那天起就伴随着缺陷，只是瑕不掩瑜才为人们所接受所选择，从这种意义上说，法治只是人们无奈的选择，因为没有准确体现人们意愿的治国方略，而社会还得继续下去，因而人们在不得不选择接受、认可法治的优点的同时，不得不（不管情愿不情愿）也认可、默许了它的缺陷。而事实上也确实这样，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的法治，社会观念的核心在人们心目中最突出的是和谐，人们靠传统习惯、宗教信仰、道德教化就可以起到社会控制、道德约束的作用，因而我们也会看到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的社会秩序良好的盛世局面，只是到了近代，社会的发展，物质的丰富，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导致了资本主义大发展，资产阶级为了排挤封建等级特权和封建剥削，保护自己的利益便高扬法治民主精神，因而法治也才真正形成，所以哈耶克认为：“法治理想得以巩固的主要时期，乃是18世纪上半叶，当时法治的理想正逐渐的渗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14]。因而我们总信奉着学者们如下简明的结论，传统社会不需要法治，也产生不了法治，法治只有在现代文明发展这个催生婆的催生下才能得以生产，它是治理国家的最佳方略，但绝不是唯一方略。杜撰法治的神话，无限度抬高法治的作用，既不符合理论旨趣，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对待法治的真实态度应该是理性的法治观。
同时常识告诉我们，社会是由宗教、道德、习惯、法律等多种手段来维持的，尽管法治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绝不代表全部，“这不仅因为法律不可能规定一切”[15]，也不应规定一切，必须有个限度以防过度法规化，窒息人们的生活[16]，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法律具有保守性、僵化性、缺乏灵活性等缺陷[17]。所以对法治而言，掷地有声理性评价哪怕是批评远比言不由衷或不负责任的喝彩重要得多，毕竟“理性才是法律的生命”（爱德华·科克爵士语）。
（二）深层次的法治
如前所述，正是由于方法论的缺陷，中国法治理论和实践总在低处徘徊，明显呈现浅层次特征，这对于准备践行法治理想的国度来说，无论如何可不是什么好的福音，真真切切的要实现法治就必须是一种深层次的法治，即全民参与的法治。它不但适用于官员，而且也适用于公众，我们一直信奉着这样的观念，法治是一种实践的事业，“法治的意义在于给人们的行为提供有效的指引”（拉兹语）[18]“其基本要素是用公民秩序的理性原则限制官员的权力[19]”（塞尔茨尼克语），换句话说，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应当是全民的事业，它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吸引、充分调动全体公民的主动参与精神。这种参与不仅是社会成员成为公民而非臣民的权利表征，而且这还意味着是使社会成员成为公民而非臣民的先决条件。法治化的过程实际上就内蕴着大众普遍参与，并确立神圣信仰和树立忠诚的过程。因而“法治不仅是国家（或政府）所关心并努力从事的事情，而且更是也是社会公众所关心的或者应当关心并努力投身其中的时情；不仅是其他社会公众所关心的或者应当关心并为之奋斗的事业，而且也同时也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体社会公众应当主动地自觉参与的共同事业”[20]。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下中国法治低层次的原因和关键所在。表面看来是因为法治在中国刚刚践行，时间较短，但更不容忽视的潜在的病灶则在于其方法论上的缺陷：理性的建构并缺乏生活的经验，把民众有意无意的当作“局外人”或者如学者所说的“旁观者”，为着同样的原因，法治仅作为一个象征，一种标志，远远没有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法治仅存在于法学家或法学职业工作者的自问自答式的理论建构和热情参与中。而真正的法治要义——大众认同与回应、民众参与与合作却遭到了忽视或漠视，从而导致了学者所言的法治主体整体性的缺位与失落，结果是法治的意义尽失，徒具有形式而已[21]。盛荣下的法制时代却涅磐出苍白的果实——现实中的法治非但不如预料中的热烈，反倒出奇的平静也就不足为怪了。对于21世纪的中国法治来说，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方法论转向——法治乃是全民的事业，需要全民的参与。我们必须让法治厚实起来，穿越所有人的热情注视，并真正认同和积极的参与，否则法治终究逃不过被遗弃出局的命运。简言之，法治的真正上帝是中国的亿万百姓和人民大众！这意味着，未来的法治理论与实践：1、在思维方式上进行革命性转换。法治需要全民的参与，每一个社会成员既是看剧者又是剧中人，两个角色不能截然分开。也就说，作为社会基本构成粒子的人不再被想象为存在于他所认识、理解和分析的法律现象和法律实践之外的旁观者，法律也不再被简单地看作认知对象，恰恰相反，法律（治）应当被理解为观察者也参与其中的一项事业[22]。从而塑造出新的真实的法治社会的组成成员，这当然意味着，真正的法治社会中的法治人既是法律的严正服从者，也是法律的自由批判者，既是现有社会的维护者，也是进步社会的推动者，既是法治价值的信仰者，又是法治价值的填充者！2、在实践层面上，法治必须真正走向生活，也就是说法治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它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样式息息相关，缺了它，人们将寸步难行。这就意味着：在一个维度上，要建立法治就是要建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他人行为和自己行为的确定预期[23]，并让亿万人民来共同负责践行，另一方面法律能够为人们真正寻求定纷止争、冲突解决、利益配置的合理手段和路径，而绝非理想层面的想当然的臆断。正如法治不是一种抽象的事业一样，法治不应该是天启的说教也不应是劝善的圣经，我们不能期待每个人都成为圣人，事实上，法治是一个实践的理想，它部分的是以“关于人和社会的本质的悲观主义前提的”，正是法治才“唤起了秩序、理性和正义”[24]。因而如果法治不能给人承诺什么，那么多少会让人不由生起几分虚幻和不踏实，长期下去，势必迫使人们重新正视它们时，传统的非法律权威势必会再度变得真实起来，法律权威的旁落也就不可避免了，结果正如前文所述，期待中的法治不仅没有到来，不期而至却是传统的落后的人治传统逾益坚固，刚刚启幕的法治也就无可奈何地摆脱不了谢幕的命运，这何尝不是文明的悲哀？！
（三）针对主义法治
我们一直还信奉着这样的观念，法治是一种实践的事业，它所要回应和关注的是社会的现实需要，因而它从来都是事实上的事业而非逻辑的事业，或者借用埃利希的话说就是：“法律发展的中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断，而在社会本身”[25]。因而法治具有现实的世俗性意义，从来就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法治标本和范例。这就意味着为一国所践行的法治必然是针对主义法治，必须适合自己本国的客观需要，所以“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26]”，这是因为“具体的适合一个国家的法治并不是一套抽象的无背景的原则和规则，而涉及到一个知识体系[27]”，一个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社会知识体系。具体到中国来说，要实现法治，就必须处理好法治理想与国情、法治现代化与法律传统的关系。因为我们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建设并践行法治，我们是在有着千年封建传统礼法文化浸泡下的法治本土资源上进行革命式变革。“传统之于中国人，并非死了的过去，而是活着的现在。”[28]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经历、文化传统来理解和接受法治，这就决定了在中国践行法治不可能摆脱传统积淀的影响。换句话说，中国法治践行的独特使命必须是以传统资源的松动并逐渐更新为前提的，为着同样的原因，中国法治的始基性使命就是要追寻几千年封建传统社会文化浸泡下的国人心中那份久违的冲动——一种推陈出新，进步文明的内心体验和信奉。因此“中国现代法治不可能只有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29]。与此相适应，“中国法治之路就必须注重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与实际”[30]，否则“即使制订出了法律……法律也只能部分实行，或者完全不通”[31]。这就真可能造就一个学者常谓的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了，当然这也绝不是我们期望中的法治社会！

余论

其实，从终极意义上讲，作为一种表征进步与文明的治国方略的法治，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过程，并无所谓的好坏良莠之分，唯一有所区别的只是践行过程中的差异，也就是说在何种情形下法治的践行方才有效。换言之，对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而言，都有自己渴望法治的理由，正如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渴望富强的理由一样，真正不同点只在于每个民族如何将这些理由转化成促使法治理想得以实现的动力，这才是法治的关键和灵魂。除此之外的任何别的解说都只能看作是法治自不待言的误解和不言自明的违犯，因而也是错误的，行不通的。

注解：
[1] [2] [3] [4][美]昂格尔著，吴玉章等译：《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85、96页。
[5]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导言第3页。
[6]苏力：《“法”的故事》，《读书》1998年第7期。
[7] [11][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3、28页。
[8]夏勇：《法治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9]林 ：《法律与伦理社会》，《政治与法律》1997年第6期。
[10][12][20][21][22]姚建宗：《法律与发展研究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408、411-412、402、412页。
[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6-167页。
[14][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15页。
[15][23][27][29][30]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19、17、19、6页。
[16][17][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404、402-4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