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管理规定
河北省人民政府
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11〕第22号
《河北省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管理规定》已经2011年12月28日省政府第99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
代省长 张庆伟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河北省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
管 理 规 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管理，增强城市防空防灾能力，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省城市规划区内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以下简称修建防空地下室）的建设、维护、使用及管理活动，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修建防空地下室工作的领导，将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解决修建防空地下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城市规划区内修建防空地下室的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各自职责做好修建防空地下室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修建防空地下室应当坚持长远建设与平时使用相结合、战时防空与城市防灾相结合、合理布局与完善功能相结合的原则。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破坏、侵占防空地下室设备设施的行为进行劝阻、举报和投诉。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军事机关和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在修建防空地下室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
第二章 建设管理
第八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新建民用建筑（工业生产厂房及配套设施除外），按下列标准修建防空地下室：
(一)十层以上或者基础埋深3米以上的民用建筑及人民防空重点城市的居民住宅楼，按地面首层建筑面积修建；
(二)除本条第(一)项规定以外的民用建筑，地面建筑面积在二千平方米以上的，按以下比例修建：一类国家人民防空重点城市为百分之五，二类国家人民防空重点城市为百分之四，三类国家人民防空重点城市为百分之三，其他城市为百分之二；
(三)开发区、工业园区、保税区和重要经济目标区等区域，本条第(一)项规定以外的民用建筑，按第(二)项规定的比例集中修建。
新建防空地下室的防护类别、抗力等级和战时用途，由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人民防空工程专项规划、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确定。
第九条 按本规定应当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因地质、地形等原因不宜修建或者修建面积小于民用建筑地面首层建筑面积的，经有批准权限的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可以不修建，但建设单位必须按应建建筑面积和规定标准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由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就近易地修建。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按省价格、财政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批准减免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国家对减免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应当缴入国库，实行预算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挤占、截留和挪用。财政、审计部门、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缴、使用情况的审计和监督。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修建防空地下室，应当依法向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审批手续，并按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防空地下室应当与地面建筑同时依法实行招标，确定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有关单位应当按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施工、监理。
防空地下室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图审查机构进行审查。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在施工中确需变更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必须经原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并向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加强防空地下室质量管理，委托具有资质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防空地下室防护方面的质量实施监督。
第十五条 按本规定修建防空地下室的，防空地下室建筑面积应当单列，所需资金由建设单位承担，列入建设项目总投资。
使用国有资金或者国有资金为主的新建防空地下室的概算、预算、结算，参照人民防空工程概算预算定额。
第十六条 防空地下室使用的防护密闭门、密闭门、防爆波活门、空气过滤吸收器等人民防空工程防护防化设备，其生产企业应当具有相应资质，并按国家规定的标准生产、安装。防空地下室的防护防化设备应当按施工图设计文件，与主体工程同步建设安装。
第十七条 防空地下室竣工验收实行备案制度。建设单位在向建设主管部门备案时，应当出具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认可文件。
第十八条 防空地下室竣工后，应当有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参加联合验收。
经验收合格的，建设单位应当向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移交有关资料。验收不合格的，建设单位应当进行整改；整改后仍不合格的，按规定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第三章 维护使用
第十九条 防空地下室的维护使用应当遵循分工负责、有偿使用、用管结合、损害赔偿的原则。
第二十条 防空地下室维护管理责任，未使用的由建设单位负责，已使用的由使用单位负责。
防空地下室维护管理所需费用，按前款规定的维护管理责任落实。
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指定维护管理人员，建立技术档案和维护保养记录，按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要求落实保养措施，使防空地下室处于良好状态。
第二十一条 防空地下室维护管理应当达到下列标准：
(一)结构完好；
(二)内部整洁、无渗漏水；
(三)构配件无锈蚀、损坏，防护设备设施性能良好；
(四)通风、给排水、供电、消防系统工作正常；
(五)进出道路畅通，孔口伪装和地面附属设施良好；
(六)防汛设施安全可靠；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标准。
第二十二条 平时使用防空地下室的单位，应当制定平时使用转为战时使用实施方案，并向当地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
因战争等特殊情况需要停止使用防空地下室的，平时使用防空地下室的单位，应当无条件停止使用，并按平时使用转为战时使用实施方案要求，恢复其战时使用功能。
第二十三条 平时使用防空地下室的单位，应当按有关规定缴纳人民防空工程使用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收取的人民防空工程使用费应当缴入国库，实行预算管理。其收费标准由省价格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
第二十四条 防空地下室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建立防空地下室安全管理制度，制定防火、防汛应急方案，及时进行安全检查，消除事故隐患，确保使用安全。
第二十五条 防空地下室使用单位，不得改变工程主体结构，不得拆除工程配套设备设施，不得在防空地下室内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和腐蚀性等危险品。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防空地下室的法律、法规、规章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应当及时查处。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有关单位提供与监督检查事项相关的文件、资料；
(二)根据需要查阅、复制相关资料；
(三)要求有关单位就监督检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
(四)进入防空地下室实施现场检查；
(五)制止违反有关防空地下室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执法人员履行前条职责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被检查单位应当予以配合，不得妨碍、拒绝和阻挠。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破坏、侵占防空地下室设备设施的举报、投诉，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处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依法办理行政许可的；
(二)不及时查处举报和投诉的；
(三)擅自提高、降低防空地下室建设标准或者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的；
(四)挤占、截留和挪用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
(五)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依照《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由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规定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六条规定的，由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1999年11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河北省军区公布的《河北省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已于2012年3月14日由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修正案对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及讯问人员出庭等问题均进行了具体的规定。根据该《修正案》，非法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定案的依据，也不能作为人民检察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但是，非法证据作为一种事实，本身也需要证明，并且应当在相应的刑事程序中予以证明。目前，司法人员对该规定的理解难免发生分歧，在司法实践中也会遇上不少的难题，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此予以解读。本文拟对非法证据证明问题进行探讨，涉及非法证据证明对象的性质、究竟是严格证明还是自由证明、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以及证明的程序等问题予以探讨，以期对证据法理论和司法实践都有所裨益。本文主要针对非法言词证据的证明问题展开讨论。
一、非法言词证据作为证明对象的性质
证明对象的确定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第一，明确了当事人搜集证据的范围；第二，限定了举证的范围；第三，限定了裁判者认识的‘视域’；第四，直接约束了裁判者有权做出裁判的对象。” 具体而言，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主要包括“公诉事实为基础的，通过诉因而具体化的犯罪事实——符合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主要事实、作为违法性和有责性基础的心理事实以及可以作为刑罚加重、减轻或者免除事由的具体事实，以及涉及被告人诉讼利益的程序性事实” ，同时，还包括与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密切相关的证据法事实。因此，从刑事证明对象的范围来看，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包括与被告人定罪、 量刑密切相关的实体法事实；另一类是与被告人诉讼权利密切相关的程序法事实，最后一类是与证据本身相关的证据法事实三大部分。
非法证据中的“非法”意味着三种不同的法律后果：其一，绝对排除。即采用刑讯逼供、暴力、威胁方法取得的非法言词证据依法必须排除，即使它是真实的、可靠的，也不能作为定案根据，没有任何的自由裁量余地。其二，自由裁量的排除。即物证、书证的取得违反法定程序、影响公正审判的，可以被排除。其三，可补正的救济。即一些技术性的违法，可以责令侦查人员去补正被采用。因此，非法证据在是否排除的意义上称之为“非法”，而在诉讼证明的意义上应该对 “证据合法性”的证明，因此，非法证据证明对象应当是“证据合法性”。
证据合法性作为证明对象在性质上究竟属于何种事实，即究竟属于实体法事实、程序法事实还是证据法事实？笔者认为，根据证明对象的证明目的，证据的合法性属于证据法事实，即证据合法可以被采纳，证据非法则被排除，因此，它是与证据是否被采纳、被采信进而是否作为定案的根据密切相关的问题，证据的合法与非法虽然在最终的意义上影响着被告人的实体权利，但从证明的直接的目的来看，解决的只是证据能力或资格问题。具体而言，根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非法言词证据的证明目的是合法还是非法，合法与非法的结果决定着被证明的言词证据是否作为定案的根据或者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因此，“合法还是非法”引起的结果是证据法意义上的结果。
关于证据法事实是否作为证明对象，我国理论界存在争议。通说认为证据法事实不属于证明对象的范围。 否定的理由有三：第一，证明对象和证明手段之间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不能将目的和手段混同；第二，证据需要查证属实，但并非所有需要查明的事实都能成为证明对象，查证属实只是证据作为证明手段的资格条件，而不是其作为证明对象的充分条件；第三，将证据事实排除在证明对象以外，有助于证据法学理论解释证据与证明对象各自的特殊规则。但是，近年来，国内更多学者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证据法事实应当成为证明对象。 笔者认为，刑事诉讼证明作为一种法律活动，特定的事实问题是否属于证明对象的范围，不在于理论上的纷争，而取决于法律的具体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证据法事实作为证明对象，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二、采用严格证明还是自由证明
言词证据合法性作为证明对象，应当采用严格证明还是自由证明？刑事诉讼中证明的要求大致可以分为“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所谓严格证明，是指用具有证据能力并经过正式证据调查程序的证据作出的证明；所谓自由证明，是指不考虑证据是否具有说明能力或者没有经过正式的证据调查程序作出的证明。由此可知，与自由证明相比，严格证明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证据手段必须合法，证据必须具有证据能力；二是证明过程必须经过正式的法庭调查程序。相反，则为自由证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我们必须兼顾考虑证明质量和诉讼成本的双重要求，必须兼顾公正与效益的双重法律价值，因此，不能对任何证明对象都要求进行严格证明，否则，刑事诉讼的成本就会大大增加，诉讼的效率、效益价值难以保障。
相比而言，严格证明的证据资料限制更多，这种限制显然对被告人更为有利，而且在正式的庭审调查中，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更有保障。因此，不管是从实体利益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程序权利的实现角度考虑，严格证明对被告人都是有利的。对于需要严格证明的事实，其范围的确定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其一，不妨碍实体的查明，即在决定被告人负刑事责任前提是否存在以及责任界限的重要场合，均应采用严格证明；其二，不违背程序公正，即当被告人的实体权益面临遭受不利的危险时，出于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应通过正式的法庭调查程序赋予被告人为自身利益进行辩驳的机会和权利。因此，在对被告人不利的事实进行证明的场合，以严格证明为宜。其三，效率原则，即对不影响查明重要的实体法事实和不妨碍被告人重要诉讼权利实现的领域，实行自由证明，有利于效率价值的实现。
一般而言，非法言词证据作为证据法事实，关涉到言词证据本身的证据能力，即证据能够被采用的资格问题，其与被告人的实体法权益密不可分，一旦被认定会使被告人在实体上遭受严重的不利影响，面临被追究、定罪的现实危险。考虑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的要求，应该赋予被告人以辩驳和提供有利事实的机会，因此，应当采用严格证明的证明形式。另外，对于证据法事实，在庭审过程中还难以判断哪些证据法事实是有利于被告人的，哪些是不利于被告人的，对于同一证据法事实基于不同的证明目的，就会产生不同的证明效果，而这种效果也很难说是否有利于被告人。因此，我们不能将证据法事实强行划分为有利于被告，或者不利于被告，从而采用不同的证明方式。因此，对非法言词证据采取严格证明的方式基本上是妥当的。
但是，问题在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毕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划分，并无明确的立法依据。大体而言，有关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必须予以严格证明，而那些“对裁判上只具有诉讼上重要性的事实”，自由证明就足够了。 然而，司法实践中不得不考虑，是否所有的言词证据的合法性是否均需要严格证明，证明力较小或者很小的言词证据的合法性是否必须采用严格证明 ？笔者认为，言词证据要按照证明力大小不同的层次由法官自由裁量，如果一律采用严格证明，势必严重影响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具体来说，被告人的供述必须采用严格证明，被害人的陈述也必须采用严格证明，对于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具有重要影响的证人证言需要严格证明，而对被告人定罪、量刑不大或者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证人证言，则无需采用严格证明。至于证人证言对于被告人实体权利影响的大小和程度，只能留给法官进行自由裁量。
三、非法言词证据的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
非法与合法只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因此，非法言词证据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言词证据的“非法”是相对于提出非法性一方而言的，一般而言，口供的非法性是由被告人或嫌疑人其提出的主张；另一方面，言词证据的“合法”是相对于举证方而言的，其必须证明言词证据的“合法”。为了能够厘清非法言词证据的证明责任，我们必须对证明责任的含义予以澄清。
所谓证明责任，是指证明主体为了使自己的诉讼主张得到法官裁判的确认，所承担的提供和运用证据支持自己主张以避免对于己方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具体而言，证明责任有如下特点：（1）证明责任总是和一定的诉讼主张相联系；（2）证明责任使提供证据责任和说服责任的统一；（3）证明责任总是和一定的不利诉讼后果相联系。 我国传统的证据法理论，一般将证明责任理解为举证责任，即罗马法时代的“原告应负举证义务”和“举证义务存在主张之人，不存于否定之人”，实质上就是我们现代人理解的所谓“谁主张，谁举证”。但这种理解不能解决举证完成以后，当法官仍感真伪不明是如何进行合法裁判的问题。
现代西方法治国家证据法理论通常将证明责任区分为主观证明责任与客观证明责任。主观证明责任，指的是当事人为了避免败诉，通过自己的证明活动对争议 事实进行证明的活动，即我们通常理解的当事人提出证据和说明证据的义务。客观证明责任，是指如果诉讼中法院对法律规定的要件事实最后（言词辩论终结时）仍真伪不明时 ，将其不利益（败诉）归于一方当事人承担的法律后果。 客观证明责任功能在于，当诉讼结束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为法官提供将不利益的诉讼后果判决给某一方当事人承担的法律依据，客观证明责任的核心问题是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
1．主观证明责任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根据该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口供非法的主张，如果有证据的需要提供证据，没有证据的只需证据的线索即可。另外，提出言词证据非法的一方似乎只需提出主张，而无需举证甚至无需提供证据线索，然后由举证方举证并证明取证的合法性。
笔者认为，上述理解仅仅是字面上的理解，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持。该规定表面看犯罪嫌疑人具有主观的证明责任，而实际上，根据我国审前羁押的实际状况，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很难举出刑讯逼供或者口供非法取得的证据，因此，法律上不能让其承担刑讯逼供或者口供违法取得的举证责任。但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虽然没有举证责任，但是其应当具有提供证据线索的义务并具有针对法官的说服义务，让法官产生口供非法取得或者刑讯逼供的怀疑，因此，上述规定可以理解为主观的证明责任，即对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对口供非法性的主张具有提出义务和说服义务。该规定表面看来只是提供言词证据非法取得的主张，没有举证责任，但是从实践操作层面来看，提出言词证据非法取得的一方，恰恰负有主观证明责任，即提供初步证据的责任和说服法官对言词证据合法性怀疑的责任，这种理解是符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实际情况的。从证明标准上看，提出言词证据“非法”的一方，通过自己的举证、提供线索和说服行为，使法官对言词证据产生“非法”的怀疑即可。
2．客观证明责任
客观证明责任的核心是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证明责任的分配，是指证明被告人有罪、无罪或者其他与犯罪有关的特定事项的责任如何在控辩双方进行配置的问题。关于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都采取了相同的分配原则——无罪推定原则，即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始终由控诉方承担，刑事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者无罪的义务。“无罪推定是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主要标准，但不是证明责任分配的惟一标准，世界各国刑事法律中关于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例外规定，说明我们在刑事诉讼中分配证明责任时除无罪推定这一基本准则以外，还考虑其他分配要素。” 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政策、公平（包括证据距离）、盖然性（包括经验规则）是必须予以考虑的因素。
新《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第五十六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第五十七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根据上述规定，当法官对言词证据的非法性产生怀疑时，公诉方对被告人口供的“合法性”负有提出证据义务和说服的义务，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被害人书面陈述的举证方对其“合法性”具有提出证据证明和说服的责任。根据现代证明责任原理，举证方不仅负有主观上的证明责任，而且还具有客观上的证明责任。当他们的主观上的证明责任没有令法官达到内心确信或者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则必须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即上述言词证据非法必须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从证明标准上看，举证方应当确实、充分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或者内心确信的程度，否则，要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不利法律后果。
四、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程序
非法言词证据的证明和审查必须在一定的程序中完成，程序对于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大致来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程序主要包括非法言词证据的提起程序、非法言词证据的审查程序、非法言词证据的举证、质证、庭外调查程序以及非法言词证据的裁判、救济程序。鉴于新《刑事诉讼法》没有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程序作出明确规定，本部分内容主要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进行解读。
1．提起程序
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相关内容，非法言词证据的提出主要集中在法庭审理阶段，即起诉书副本送达后至开庭审判前的阶段，或者法庭庭审过程开始以后至法庭辩论结束前。当然，在其他诉讼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可以提出言词证据非法，但根据诉讼的基本原理，也应当认为被告人与辩护人可以在其他诉讼阶段提出言词证据的非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