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私法根本价值所在”之意思自治原则

齐 汇 清华大学法学院


引言
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在漫长的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先前由于受森严的封建身份等级制度和宗教势力之影响，意思自治只是一种商品流通过程中理想化的观念。此原则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却是迟至近世民法才得以确立。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其经济理论的根据，18世纪至19世纪的理性哲学是其哲学基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其经济基础。1 意思自治原则在立法上首见于《法国民法典》，从二十世纪，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阶段，基于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带来的种种压力，国家对于绝对化之意思自治理念加以干预。《德国民法典》对于其“私法自治”之原则进行了新的理解与阐释。实现了所谓之“个人本位”让位于“社会本位”。但是，意思自治作为私法领域中之核心原则不但没有“没落”与“消亡”，反而促使人们对其展开了新一轮之思考。在信息与网络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发现在拟制与现实相交错的空间中，越来越多的新生的侵权方式正阻碍和扰乱着人类社会的前进与正常秩序。这自然的引发了我们对于传统私法原则理念的反思，私权神圣与意思自治，在网络与知识经济发展的今天，等待着人们最新一轮的论战与重新定义。
关键词
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表示 合同自由原则
正文
????? 一、意思自治原则之概述
对意思自治之理解，不同的学者对其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意思自治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时意志独立，自由和行为自主，即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以自己的真实意思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法律关系。2有的学者认为意思自治原则之核心是合同自由原则。其指参加民事活动的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享有完全的自由，按照自己的自由意思决定缔结合同关系，为自己设定权利或对他人承担义务，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3德国学者将意思自治称为“私法自治”他们认为意思自治乃法律制度赋予并确保每个人都具有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法律行为特别是合同来调整相互之间关系的可能性。4第一种认识主要是从行为主体之意思出发，强调表意人表意的充分，完整无瑕疵；第二种理解与第三种理解有共通之处，既已一定范围内自由之限制，但其又有区别。区别在于，第二种认识强调行为人在一定范围内之完全自由。第三种认识只是将这种自由视为一种合意之可能性。
意思自治原则在现行法律上的根据，首先是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其次是合同法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再次，在民通与各民事基本法中，法律对于意思自治原则也从不同之角度进行为规定，进而形成了民法的这一基本理念与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的存在与实现，以平等原则的存在和实现为前提，并由此派生出新的民法的基本原则。在民法原则的体系中，最为首要的是私权神圣原则，正因为每一个民事主体的私权神圣，才致使他们在交往过程中具有平等主体地位。而正是由于主体地位平等，才有不同民事主体在意志上的独立，任何一方当事人才不受他方意志支配，才能实现意思自治。随着私权神圣和意思自治的超度发展，给社会结构与体系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由此人们以交易行为中的诚实信用，合乎公序良俗与禁止权利滥用之新型民法原则对私权神圣与意思自治加以限制。从而使整个民法原则之体系内部达到了一种权利制衡之理想状态，共同支撑与构建民法理论之庞杂体系。
二、意思自治之发展及演进过程
在古代希腊与罗马法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城邦之建立，在一定之地域范围内，孕育了市民社会的雏形。但此时并未形成真正的近代民法意义上之市民社会，这种城邦中的市民社会之雏形是建立在奴隶制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奴隶仍然为法律关系的客体，没有形成每个人都为独立个体的社会关系状态。在后来的封建社会，宗教占支配地位，宗教权利与政治权利同等支配人们。在欧洲中世纪，教会的力量甚至超过了政治力量。中国虽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宗教，但“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此不得与民变革者也”、“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封建等级和礼教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封建社会里每个人都依附于另外一种力量，个人处于受支配的地位。只有国王和教皇不受支配。所以封建社会并不存在独立、平等的主体，也更不可能产生平等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形态。封建社会既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刑法，也无民法，只有一个法即封建法。5在前述两种社会形态中，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更无意思自治之理论原则。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人类进入了契约社会。英国著名法学家梅因曾就此讲过一句话：“我们可以说，直到现在，进步的、社会的发展就是由身份到契约的过程”。随着平等、自由观念的产生和农民逐步从土地上得以解放，渐渐地形成了近代市民社会，民法也随之诞生。在不完整市民社会之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意思自治以一种自然之人类理性存于世间，成为市民社会交易主体的一种意识与观念。但意思自治原则首先提出还得上溯自法国民法典的诞生。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和博爱为当时立法之三大原则，因此由专制政体而变成立宪政体，由罪刑擅断主义而变为罪刑法定主义。然由此而产生之法律，偏重与个人主义。61789年的《人权宣言》，极端表示天赋人权，以为神圣不可侵犯。1804年之《拿破仑法典》，极端尊重个人之自由，因此演成四个原则：（1）意思自治之原则；（2）契约自由之原则；（3）责任基于过失而生之思想；（4）所有权不可侵犯。7《拿破仑法典》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由于过分强调民事主体行为自主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终于导致了周期性经济危机和垄断的出现。自19世纪末至今，法律发生了一些原则性的变化，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也自发的进行了一些内在的调整。这种变化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在德国民法典中规定：不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德国民法典》第226条）废去自由放任主义，而代以国家干预主义；其二，强制行使权利，即权利的义务性。德国《魏玛宪法》（1919）确定“所有权包含义务”，首创此例。随着法律对所有权的限制，对合同自由的限制，租赁权的物权化，人权运动的发展，商事活动的日益公法化，法律由个人主义渐趋于社会主义，由权利本位渐趋于社会本位。一些学者称之为法律社会化。
在我国，自1949年之后因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走上了一条与资本主义各国不同的道路，导致合同制度与合同自由的原则和思想在立法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随之经历了颇为曲折的发展变化过程，这种变化和当时对待法制的态度是一致的。8 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和后来的《经济合同法》虽然在其原则之中对合同自由（契约自由、意思自治）作了简单而抽象的规定，但总的来说还是限制太多，强制性的要求太多，不能充分体现私法所应当具有的实质要求和精神所在。直到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颁布和相关不和时宜的旧条款的废除，才在合同的订立、变更、履行、解除以及违约责任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合同自由、意思自治等民法的基本原则和私法应有的立法精神才得以确定，但在实施的过程之中还存在着大量的问题。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意思自治原则在一定范围内受到了国家干预的限制，经济法，劳动法，环境保护法之出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隔私权神圣与意思自治之洪水泛滥的作用，但其作为民法传统理念中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其在私法中之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经否认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合同自由）。由于此理论和制度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保障，因此新中国走过了“一段最黑暗的时期”。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意思自治之原则在改革开放后陆续颁布民事立法中得以体现，并以“自愿原则”写入民法通则第一章之基本原则之中。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相关法律也不够健全，所以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强调在交易过程中的意思自治原则是中国法治的应然与实然。
三、意思表示有瑕疵及其民法救济
意思自治之核心组成部分乃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是指表意人向他人发出表示，表意人据此向他人表明，根据其意思，某项特定的法律后果（或一系列法律后果）应该发出并产生效力。9意思自治之前提是当事人双方平等自愿的将各自内心真实意思充分表达于外部，及意思表示完整而真实。当事人各种内在或外在原因，使得“意思”与“表示”不相一致时，则可能导致主体平等地位之丧失与交易安全之破坏。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
（1）诈欺
诈欺是指通过夸耀，虚假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故意亦即有意引起或某种错误，以达到影响被诈欺人决策之目的。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之司法解释：“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当事人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事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可认定为欺诈行为”。客观上诈欺人须有欺骗他人之行为，诈欺行为有背于诚实信用与公序良俗之程度，因诈欺而使表意人陷入错误，且此表意人因此错误而为意思表示。主观上诈欺人有诈欺之故意，诈欺人有意思能力。具备以上六点，便构成诈欺。诈欺本质上说，是加害人在思想意识或精神领域对被诈欺人的自由的一种限制。这种精神和意志上的限制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构成了对被诈欺人意思自治的侵犯，是民事主体意思自治不能的一种具体表现。
（2）胁迫
因胁迫而为的意思表示是表意人因他人之胁迫而内心产生恐怖之念而为的意思表示。本质上说胁迫是指向被胁迫人预示某种不利情况；在被胁迫人看来，胁迫人有能力使这种不利情况发生，而且如果被胁迫人不发出对方所希望发出的某种表示，胁迫人也一定会促使这种不利情况的发生。10笔者认为，胁迫人之意图在于以某种警示，要挟使被胁迫人之内心产生对胁迫人假设之事实情节的成就产生恐惧，是被胁迫人处于内心中矛盾之两害境地，经过被胁迫人之权衡，最终在两害之中选择胁迫人期望实现之表示，从而避免被胁迫人遭受胁迫人假设之事实情节成就之侵害。
（3）乘人之危
乘人之危是指行为人利用当事人的急迫需要或危难处境，迫使其违背本意接受于其非常不利的条件的现象。11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其为无效之民事法律行为。《合同法》则规定，如对有急迫需要或处于危难处境的当事人有损害的，可以撤销合同。后者是在权利主体之权利受到侵害以后，赋予其一种救济方式可选择性之意思自治，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民法中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以上三种意思表示中的瑕疵为最常见的三种类型，其共同特点是对于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自由造成了一定的限制与侵害，本质上即表意与自治相分离。当表意人受因诈欺或胁迫或乘人之危而遭受损失时，往往形成表意人撤销合同或要求赔偿之请求权，而相对方之责任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一种合同缔约过程中的过失责任，如有加害给付之要件，则构成侵权，应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任。但往往这些行为有时并不都是有害于表意人的，反而随着市场行情的变更而转向有利于表意人之一面，如果将“无效”之范围确定太广，同样也不利于保护表意人之利益。我国民通将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范围规定过于宽泛，在善意第三人不知情之情况下，往往对其造成伤害，不利于保障交易安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建议我国在不远的将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之中，适当考虑到上述情形。改“无效”为“可撤销”，以体现意思自治的经典民法理论，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要求。
四、一点新的思考
人是一种具有社会共性的高级动物，是生活在同他人不断交往之中。人之所以成其为人，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是其能独立的思考，并决定其前往的方向。正基于此，每一个人都需要意思自治，只有这样他才能在自己的切身事物上自由的作出决定，表达其充分而真实的想法，并以自己的支配物来承担由此可能引发的责任。一个人也只有做到充分的意思自自治，才能充分地发展其人格，维护其尊严与上帝赋予其与生具来之力量。
意思自治虽然在其发展与演进之过程中，经历了诸多曲折与挑战，但其在整个私法领域中的核心地位却始终没有被动摇。可以说，没有主体之意思自治，就没有私法之存在与发展。意思自治是私法之最大特点，也是其核心内容。从理论上讲，私权神圣建立了私法领域之总体框架与基本理念，在这种理念的作用下，使得每一个主体间的地位发生的一种纯自然与理性之格式化，即主体平等。由此两种基本理念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意思自治原则的产生。前二者是近现代法律精神的体现，虽然它们也是私法之核心，但却不能言其为私法之最大特色。私权神圣与主体平等犹如地球之臭氧层一样，将公权阳光之强烈照射阻隔于私权领域之外。而意思自治者，犹如地球上之诸山川，河流，草木，虫鱼鸟兽，构成了地球生态圈的一个整体生态环境。意思自治是私法之灵魂，是私法具有生命的根本原因，是私法长盛不衰的有利保证。而后来陆续产生的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与其说是对意思自治之反对，还不如说是对其的有力补充，是新时期对意思自治原则的一种新的理解与阐释。现代法治的存在与发展的整体形态是一种类似于“人”字形之结构。在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极力的强调私权神圣，使得人字结构之一方过于强大，最终导致法治的失衡。在后来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人们为了极力的消除这种失衡的影响，通过各式各样的立法从而逐步地确定了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对意思自治加以制衡。从而共同构建私法体系之和谐与稳定之结构。可众所周知，中国书法中的人字并非完全对称。其长者应为传统民法理论中之经典原理，即私权神圣，主体平等与意思自治；其短者应为近代衍生而出的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和禁止权利滥用之三大原则，形成对经典原则理论的补充与完善。而意思自治则为“人”字之顶尖。意思自治是经典理论中最具体，最灵动的体现，私权神圣和主体平等是其理论的奠基石，而近世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和禁止权利滥用之三大原则是对其进行的新的阐释与制衡。由此意思自治原则成为了民法原则中承前启后的连接点，成为了整个私法之中心 。
由于现代法律之中对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在逐渐的增多，古典的合同自由原则似乎已经失去了其往日的光彩，“虽然合同自由的大旗仍然可以高高地升起来，••••••但是在今天，由于时代的变迁这面大旗已经缩小得可怜得皱巴巴的了。” 12针对古典的合同自由在现代社会中所发生的变化，有人惊呼合同自由、意思自治已经“衰落”、“死亡”了，13 或者认为“十九世纪的合同自由思想在二十一世纪未必能起到作用”14而笔者认为这些理解和认识还是存在继续探讨和研究的余地的。其一，意思自治的传统民法原则在当今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影响下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变化，这即使事物发展与变化的应然同时也是实然；其二，意思自治的私法原则虽然在国家宏观干涉和私法公法化、私法社会化等趋势的影响下，起发生了某种形式上的变化，但应该认识到这种变化只是一种表面的变化，而非实质的改变。这种变化并不能从根本上动 摇契约自由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在合同法乃至整个私法中的核心地位。15况且，现代经济法，劳动法，环境资源保护法等现代法律只是对在日常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利用自己的某种优势地位，从而以意思自治原则为外衣，伪装其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但并不禁止强者利用其优势地位谋求其自身发展的合法利益。因此“所谓契约自由的限制，不应表面化理解为就是限制契约自由，而应解释为对那种异化的契约自由的限制，也即限制优者强者胜者的单方面的契约自由，限制他们支配劣者弱者败者的自由，这种限制实质上是创立了人们的平等地位，平衡了人们的缔约能力从而真正的实现了契约自由（意思自治）。”16由此可见，单方面说意思自治原则、合同自由原则已经“衰落”、“死亡”的理论是有偏颇之处的，正如德国学者罗伯特•霍恩说：“也许，契约自由就像一块狩猎保护地，在这里，人们竭尽全力减少外来的危险，以使这一区域内的动物能够自由生活和自谋生存；但对于将来来说，仍然有一个问题，这就是，能否把这一边界划得使其中的居民在里面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17但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限制或者说对抗性质的法律与民法原有基本原则的冲突与对峙，才使得法律自身在发展中不断的完善与进步。现代社会随着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人们的个人隐私与所期望的个人宁静空间已经越来越少。人们的私域之源在强烈的政治力量，媒体力量，网络信息力量三大太阳之光的照射下，已近干涸。笔者认为，在信息化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意思自治乃捍卫私域之最基本最原则性的武器。固然我们要禁止权利滥用，但意思自治在私权体系中占有核心与源头之地位，不可动摇。捍卫意思自治，捍卫私权，捍卫自然理性之赋予每一个人生存与发展的狭小空间。
在此要谈到的是，笔者所期望的私法自治原则的保留与发展并非一种顽固的机械的保留与发展，而是在不断的对抗与反思中谋求自身内部逻辑结构与外部实体运用的和谐发展前进。法律只有通过对自身的不断调整和解释，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意思自治的私法原则在社会主义法制的大环境中才能日益成熟，谋求更大的发展。

尾注：（1）参见崔建远主编《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22页；
（2）马俊驹 余延满 著《民法原论》59页；
（3）梁慧星 著《民法总论》49页；
（4）[德]卡尔.拉伦茨 著《德国民法通论》54页；
（5）谢怀轼 著《外国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5页；
（6）史尚宽 著《民法总论》67页；
（7）史尚宽 著《民法总论》67页；
（8）高鸿钧 等著《法治：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78页；
（9）[德]卡尔.拉伦茨 著《德国民法通论》450页；
（10）[德]卡尔.拉伦茨 著《德国民法通论》546页；
（11）王利明 主编《民法》106页。
（12）康拉德•茨威格特、海因•克茨：《合同法中的自由与强制》孙宪忠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8第362页；
(13) Patrik S Atiyah, The rise and Fall of Freedom of Contract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9.p.716.转引自高鸿钧等著 法制：理念与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P309；
(14)Grant Gilmore, ”Introduction to Havighurst’s Limitations upon Freedom of contract” 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 1979 ,pp165,166; 转引自高鸿钧等著 法制：理念与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P351；
（15）高鸿钧 等著《法治：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351页；
（16）邱本《从契约到人权》，载 《法学研究》1998（6）第38页；
（17）罗伯特•霍恩等：《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第64页。
教育部、共青团中央


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的联合通知

(1980年4月29日)



　　为了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现发去《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请你们结合实际情况研究执行。在执行中认真总结经验，并将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意见，及时告诉我们。

　

附：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
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校按照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进一步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开展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对学生进行了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革命思想教育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广大学生政治思想觉悟有了提高。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内伤”极为严重，一些学生思想上的问题还比较多，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仍较薄弱。这种状况和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很不适应，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改变。



(一)

　　我国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必须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专门人才。今天的大学生将是明天各条战线的骨干，是干部队伍的后备力量。他们的政治质量和业务水平如何，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大学与资本主义大学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努力为人民服务，刻苦钻研业务，立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因此高等院校必须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关系，把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

　　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密结合为“四化”培养人才这个中心来进行，决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和教学、科学研究工作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忽视和削弱思想政治工作，必将犯历史性的错误。要使师生员工懂得，专不等于红，但红一定要专。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学生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刻苦学习业务，是政治思想好的重要表现。要鼓励学生为“四化”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同时，要认识到，在现阶段，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虽然已不复存在，但是社会上还存在剥削阶级的残余和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存在“四人帮”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残余，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也还将长期存在。因此，只有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自觉抵制各种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和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二)

　　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要从实际出发，正确地分析学生的特点。

　　现在的大学生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长大的，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总的来看，学生的主流是好的，是积极向上的，是大有希望的。他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祸国殃民早已深恶痛绝，坚决拥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所确定的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向往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是，有些人过去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影响，现在虽已感到自己的天真幼稚，立场、感情转变得也比较好，但往往由于思想方法片面、偏激，容易受社会上“左”的或右的思潮的影响；有些人受了林彪、“四人帮”的毒害，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自谓“看破了红尘”，对四项基本原则产生怀疑，对四个现代化缺乏信心；极少数人甚至打着“反特权”、“反官僚”的旗号，把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思想解放，肯于思考问题，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勇于创新，这是青年的优点，应当予以肯定。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懂得不多，对党的历史和革命的优良传统不大了解，对旧中国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本质缺乏认识，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实际体会。因而，有的人往往只凭一孔之见，就对事物作出结论，有的人以偏概全，夸大现实社会的阴暗面，热衷于“暴露时弊”，向往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民主和生活方式；有的人组织纪律性差，共产主义道德水平低，不能正确地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比较严重。

　　绝大多数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情很高。他们珍惜上大学的机会，学习刻苦、认真，成绩显著。但是在学习目的和动机方面也暴露出不少问题，突出的是不能正确地处理红与专的辩证关系，理工科的一些学生只是埋头学习专业知识，不关心时事政治，有的甚至连基本的政治常识和基本的历史、地理知识都不懂；哲学、社会科学专业的一些学生关心社会上宣传、理论、文艺等方面的动态，喜欢干预生活，往往容易忽视基论和专业知识的学习。这两种情况都要注意引导。

　　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善于启发学生发扬优点，克服弱点，教育他们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做四个现代化的促进派。

　

(三)

　　思想政治工作要旗帜鲜明地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教育、革命理想教育、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当前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的精神，深入学习叶剑英同志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邓小平同志《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报告，系统地对学生进行形势与任务的教育，进一步肃清林彪、“四人帮”在思想上的流毒，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上来，统一到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上来。

　　要切实改进和加强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是社会主义大学的特点之一，那种取消或削弱马列主义理论课的主张是错误的。教育行政部门要采取措施，培训教师，改革教材，交流经验，提高教学质量，恢复被林彪、“四人帮”败坏了的马列主义理论课的声誉。在教学中，既要讲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又要密切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努力解决学生思想上存在的问题，使学生爱听、爱读、爱学。要严格执行考试制度，把马列主义理论课的学习成绩作为考核学生能否升级和毕业的根据之一。

　　在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育中，要着重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的根本，是今后长期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要通过马列主义理论课、形势教育课、党团组织生活和其他形式的教育活动，结合学生的思想特点，有计划地进行。坚持党的领导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党不但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而且也一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党有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有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我们党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党在历史上的错误，也都是由党来纠正的。要教育学生热爱党，信任党，坚持党的领导。要教育学生正确认识我国三十年的成就和挫折、经验和教训，认识粉碎“四人帮”三年来各条战线取得的巨大胜利，懂得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目前面临的困难主要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所造成的；坚信在党中央领导下，一定能够拨乱反正，不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教育学生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懂得社会发展规律，树立资本主义制度终将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心。

　　要教育学生正确理解解放思想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自由和纪律的关系，划清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要使他们懂得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要引导他们自觉地维护、保障和发展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要大力进行革命理想教育，教育学生把个人的理想同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树雄心，立壮志，刻苦读书，把全部聪明才智贡献给壮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要使他们懂得，脱离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去追求个人的前途是不切实际的，树立服从祖国需要光荣、坚持个人主义可耻的革命风尚。还要使学生懂得，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我国要实现四化，必须继承老一辈的革命传统，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必须坚持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勤奋学习，热爱劳动，关心集体，助人为乐，诚实谦虚，文明礼貌，遵守法纪，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等革命风尚。要继续开展“学雷锋，树新风，创三好”和“尊师爱校”等教育活动；发扬顾全大局，舍己为人的集体主义精神。

　

(四)

　　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要贯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要坚持正面教育的原则。在学生中，除极个别屡教不改的反动分子以外，绝大多数人的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对青年学生采取关心、爱护、信任的态度，对于他们合理的要求，要支持鼓励；有的暂时不能办的，要创造条件去办；有的确实办不到的，要作好解释工作；对于他们错误的意见，要积极引导，耐心教育。凡属思想认识问题，不能压服，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服之以理。

　　要发扬民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但要帮助学生明辨是非。对学生中出现的自发社团和刊物，要积极引导，使他们遵循四项基本原则，并尽可能结合所学专业，面向校内；对于跨校、跨地区的社团、刊物，应该态度鲜明地表示不赞成；对于超出学生负担能力的刊物，要劝说他们不要勉强去办，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对内容有错误的，要耐心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对党、团员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教育，不许自行其是。总之，即要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安定团结；要在学生中造成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又有统一意志、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党团组织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既要运用过去行之有效的做法，又要注意总结新的经验。要精雕细刻，潜移默化，讲求实效，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要区别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类型学生的情况，因人制宜，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有感染力的内容健康的课外活动，包括举办讨论会、专题报告会、讲座以及文娱、体育活动，以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和广泛的知识兴趣。为了便于开展活动，根据教育部、财政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关于颁发(教育事业费“节”级科目)的通知》各校可在年度预算内按学生实有人数，安排一定数量的活动费，由学生会按有关财务开支制度掌握使用。

　

(五)

　　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建立一支坚强的、有战斗力的政治工作队伍。不仅专职、兼职的政工干部要做思想政治工作，业务课教师也要做思想政治工作，特别要注意发挥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师和各科骨干教师的作用。教师是政治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者，学生尊重知识，尤其尊重把知识传授给他们的教师，这是教师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利条件。要提倡既教书又教人，那种认为教师只管教书的看法，是不全面的。

　　要充分发挥专职和兼职政工干部的作用。林彪、“四人帮”不仅败坏了政治工作的声誉，也败坏了政工干部的声誉。要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待政工干部。他们以往在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材上，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了出色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拨乱反正、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的过程中，又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是显著的。目前他们的任务重，矛盾多，学校党委应该鼓励他们大胆工作。政工干部也要不辜负党的信任，增强党性，努力学政治，学业务，学科学文化，提高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振奋精神，切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各校要根据具体情况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或班主任制度。政治辅导员和班主任应从政治、业务都好的毕业生中选留或从教师中选任。他们要既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又要坚持业务学习，有的还要担负一部分教学任务。学校领导要从政治上和业务上关心他们的成长，帮助他们落实政治学习和业务进修计划。兼职政工干部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好坏，应该作为考核、提职提级的重要条件之一。各校可根据情况，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政工干部队伍，以利积累经验，改进工作；有的兼职政工干部，可依照本人的情况，工作几年以后进行轮换，并给予半年、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脱产进修时间。

　　高等学校的学生政治工作干部，既是党的政治工作队伍的一部分，又是师资队伍的一部分，担负着全面培养学生的重要任务。他们和教学人员一样，都是办好高等学校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学校党委应该在看文件、听报告方面给予照顾，给他们创造搞好工作的条件。当前要组织政工干部学好叶剑英同志在庆祝建国三十年大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同志《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报告和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的文件。在一般情况下，政工人员的物质待遇应不低于同时期毕业的教学人员的水平。对于有专业知识并担任一定教学任务的政工干部，应与专业教师同样评定职称。对于不担任教学工作的专职政工干部，可以按照本人的条件，评为处级、科级，享受同级干部的工资福利待遇。

(六)

　　学校党委要加强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把它列入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校系两级都要有一名副书记主管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校党委可根据具体情况，设立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机构，如学生工作部或青年工作部。要把行政、共青团、学生会、工会、教师各方面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共同做好工作。

　　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关键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按照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的要求，搞好党支部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在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过程中，结合对《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的讨论，对党员进行一次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纪律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要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对新党员要加强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要使党员懂得，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全体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学校党委要关心和支持团的活动，定期研究团的工作，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的作用，团干部的政治和物质待遇，应与其他学生政工干部一样对待。应根据学生人数多少配备团的干部。凡在校学生四千人以下的学校，校团委一般应配备专职团干部三至七人；四千人以上的学校，还应酌情增加；系团总支一般应配备专职团干部一人。学校各级共青团组织要经常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努力当好党的助手。

　　学校党委要经常研究学生的思想动态，给教师和政工干部指出工作方向。要教育政工干部正确理解政治工作在高等学校中的地位和作用，善于把思想教育结合教学、科研去进行，并切实解决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党委要加强对政工干部的考核，经常注意总结经验，推动政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学校党委应经常向上级党委汇报学生思想情况，争取领导上的帮助。教育部要建立相应的工作机构，经常研究和协助处理有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