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2012年煤矿安全工作要点》的通知

煤安监办〔2012〕3号


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各产煤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煤矿安全监管、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有关中央企业：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全体会议、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确定的年度工作要点，现将《2012年煤矿安全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并及时上报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二〇一二年二月三日

2012年煤矿安全工作要点

2012年煤矿安全工作的总体思路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意见》（国发〔2011〕40号，以下简称国务院《意见》）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号，以下简称国务院《通知》）精神，以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为总要求，以深入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为载体，以落实责任、打非治违、瓦斯防治、整合技改、科技支撑、基础管理为主要措施，全面推进安全生产“三项行动”和“三项建设”，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实现全国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稳定好转，以煤矿安全生产的新成效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根据上述总体思路，突出抓好以下9个方面、38项重点工作：

一、严格监察监管执法，落实煤矿企业主体责任

1．加大宣传力度。通过总局“两报一站”及相关媒体，大力宣传煤矿安全监察监管系统贯彻落实国务院《意见》的好做法，积极参加以“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为主题的第十一个安全生产月活动，及时宣传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和重大活动，宣传典型经验和先进人物，努力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舆论氛围。

2．狠抓措施落实。督促各地细化加强煤矿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工作的措施，把国务院《意见》各项要求落到实处；按照总局统一部署，对贯彻落实国务院《通知》精神情况开展专项检查。

3．强化监察监管执法。严格执行执法计划，开展“三项监察”，落实监管监察工作“十项要求”；继续推广集中、解剖、示范和异地监察等执法方法，强化对煤矿重大隐患的跟踪执法，提高执法效果。

4．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落实煤矿企业法人代表、实际控制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督促煤矿企业严格安全生产管理，严格执行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定期向监管监察部门汇报安全生产情况，切实做到不安全不生产。

二、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建设行为，规范煤矿安全生产秩序

5．健全“打非”机制。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地方政府统一领导、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合执法机制，加强日常执法、重点执法和跟踪执法，形成“打非”工作合力。

6．突出“打非”重点。以无证、证照不全或过期，关闭后又擅自生产，超层越界开采，停产整顿以及新建技改、资源整合、兼并重组煤矿为重点，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建设行为。

7．强化“打非”措施。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等手段，进一步落实停产整顿、从重处罚、关闭取缔、严格问责等“四个一律”措施。

三、强力推进先抽后采、综合治理的治本措施，深化煤矿瓦斯防治

8．建立健全瓦斯防治能力评估制度。配合有关部门落实《煤矿企业瓦斯防治能力评估办法》，对高瓦斯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开展瓦斯防治能力评估。经评估不具备煤与瓦斯突出防治能力的煤矿企业，要坚决停止生产，提请地方政府关闭或由具备瓦斯防治能力的煤矿企业对其整合或重组。

9．落实瓦斯防治主体责任。贯彻落实全国煤矿瓦斯防治现场会精神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瓦斯防治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1〕26号）要求，督促煤矿企业进一步落实瓦斯防治主体责任，严格执行瓦斯防治工作“十条禁令”，健全瓦斯防治制度，确保瓦斯综合治理措施落实到位。

10．落实煤与瓦斯突出防治措施。监督煤矿企业严格执行《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落实两个“四位一体”综合防突措施，特别是认真制定开采保护层、预抽煤层瓦斯等区域性防突措施并严格组织实施，确保在区域性消除突出危险后再安排采掘作业，切实做到不采突出面、不掘突出头。

11．强力推进瓦斯抽采达标。督促煤矿企业严格执行《煤矿瓦斯抽采达标暂行规定》，建立瓦斯抽采达标自评估制度，把瓦斯抽采达标能力作为矿井生产能力核定的重要约束性指标，组织开展瓦斯抽采达标监督检查，切实做到先抽后采、抽采达标，实现抽、掘、采平衡。

12．强化瓦斯防治现场管理。建立瓦斯零超限管理制度，强化通风、瓦斯管理，完善安全监测监控系统，严格监督检查，落实瓦斯超限责任追究和停产整顿制度。

13．组织开展瓦斯等级鉴定。严格执行《煤矿瓦斯等级鉴定暂行办法》，严格瓦斯等级鉴定程序和标准，认真做好瓦斯等级鉴定工作。

四、加大煤炭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煤矿本质安全水平

14．坚持严格准入和有序退出。停止核准新建30万吨/年以下的高瓦斯煤矿和45万吨/年以下的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继续淘汰落后煤矿和存在煤与瓦斯突出、自然发火、冲击地压、水害威胁等重大隐患，经论证在现有条件下难以有效防治的煤矿等，进一步优化煤炭产业结构。

15．规范企业兼并重组。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0〕46号）要求，按照尽量减少开发主体的要求，督促指导参与兼并重组的各方，明确主体、落实责任，加强管理、加大投入，提高防范事故能力。

16．积极推动整合技改。督促指导各地贯彻执行《关于进一步规范煤矿资源整合技改工作的通知》（安监总煤监〔2010〕185号）精神，严格技改审批手续，按程序、按标准组织实施技改工程，从源头上提高煤矿安全生产水平。

五、强化基层基础工作，提升煤矿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17．全面推进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组织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互检活动，未达标矿井要停产整顿，已达标矿井要巩固提高，实现岗位、专业和企业动态达标。

18．认真抓好煤矿班组安全建设。加大班组安全建设新典型、新经验的推广力度，推进煤矿企业落实班组安全建设规划，完善班组安全建设长效机制，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

19．强化安全培训教育工作。健全完善煤矿安全培训体系，建立一批煤矿安全培训教育示范基地，提高全员培训、技能培训、重点岗位培训质量，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和技能。

20．加强煤矿生产能力核定管理。修订《煤矿生产能力核定管理办法》，指导推动地方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开展生产能力核定工作，控制开发强度，严禁煤矿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生产。

21．监督检查中央企业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属地管理原则，推动省市两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加强对驻地中央企业煤矿的日常监管；落实统计分析制度，定期组织交流分析，提升安全监管水平；适时组织督导调研，检查指导中央企业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22．认真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总结推广神华集团安全生产经验，加大对神华宁煤班组建设、淮南矿业集团瓦斯治理、广西百色小煤矿机械化等典型经验，以及山西、河南、河北和内蒙古等地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经验的推广力度，引导推动全系统学习先进经验，促进煤矿安全生产水平提高。

六、强化专项整治，全面深化煤矿重大隐患排查治理

23．健全重大隐患挂牌督办制度。严格重大隐患排查治理，在中央企业煤矿和国有重点煤矿率先建立重大隐患信息管理系统，切实做到隐患排查治理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五落实”。

24．开展煤矿重大灾害专项整治。推动地方政府组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全面落实灾害防治计划和防范措施，督促煤矿企业认真抓好矿井瓦斯、水害、火灾和冲击地压等重大灾害防治工作，并开展专项督查，对整治效果进行评价，确保整治到位。

25．大力推行煤矿安全风险预控管理体系。推行《煤矿安全风险预控管理体系规范》，建立完善隐患排查治理信息管理体系，制定科学严谨的隐患排查标准，建立清晰明确的责任制度，强化监测监控、预报预警，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

26．强化职业危害防治工作。认真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法》，牢固树立“瓦斯超限是事故，粉尘超标也是事故”新理念，建立健全煤矿职业危害申报、职业卫生“三同时”、技术服务等规章制度，组织开展煤矿职业危害专项监察，着力推进煤矿职业安全健康工作。

七、强化科技支撑作用，提升煤矿安全保障能力

27．继续深入推进煤矿井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建设。健全“六大系统”建设规范、标准，组织开展规范宣讲和技术服务，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督促煤矿企业按规定完成建设完善任务。

28．深入开展煤矿安全关键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组织好国家“十二五”规划科技支撑项目“深部及中小煤矿灾害防治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的实施工作，积极推广广西右江矿务局等企业采用雷达探水设备加强水害防治的成功做法，大力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29．加快示范矿井建设。建设煤矿瓦斯、水害和冲击地压防治技术示范矿井，探索不同地质条件下煤与瓦斯共采模式，发挥区域示范引导作用。

30．加快推进小型煤矿机械化改造。充分发挥政策导向扶持和典型经验示范带动作用，认真落实《关于推进小型煤矿机械化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煤行〔2010〕178号），推动各地落实发展规划，力争年底前小型煤矿采煤机械化和掘进装载机械化程度分别达到45%和70%以上。

八、健全完善规章制度，加快建设煤矿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31．继续完善煤矿安全生产法规标准。进一步研究制（修）订《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考核标准》、《煤矿班组安全建设规定》、《煤层气开采安全规程》等规章标准，出台《煤矿安全培训规定》，适时启动《煤矿安全规程》的修订工作。

32．不断完善煤矿安全生产经济政策。继续研究制定小型煤矿机械化改造措施，出台煤矿安全生产经济政策，推动地方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的步伐；加强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督促煤矿企业足额提取、规范使用安全费用。

33．完善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机制。选择重点地区开展督导调研，尤其对部门间协调等环节进行重点调研督导，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提高事故按期结案率。

34．持续加大挂牌督办、跟踪督办力度。对重大事故和非法违法、瞒报谎报较大事故挂牌督办、跟踪督办，及时向社会公告事故查处结果，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

35．严肃煤矿事故查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严肃事故查处，严格执行事故通报、约谈、分析和跟踪督导“四项制度”，着力用事故教训推动工作。

九、加强能力建设，提高煤矿安全监察监管执法效能

36．加强业务能力建设。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在全系统树立良好的学习风气和研究风气，不断提高执法素质和履职能力。

37．提高监察监管效能。强化监察执法与监督指导，坚持监察执法与宣传教育相结合、与技术服务相结合、与指导地方政府煤矿安全监管工作相结合，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

38．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不断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执法有力的煤矿安全监察监管队伍，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科学执法、廉洁执法，更好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

　　破产重整程序是对陷入困境的债务人企业进行拯救的法定程序。通过破产重整，可以最大程度地维护债务人企业、债权人、企业投资人以及第三人的利益。破产重整中，债权调整和出资人权益（股权）调整往往是重整计划的核心。从我国目前公司破产重整实践看，调整股东股权几乎均是重整计划的重要内容。《企业破产法》第85条第2款规定“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应当设出资人组，对该事项进行表决”，第87条第2款第4项规定，出资人组未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法院在强制批准该草案时必须保证对出资人权益的调整公平、公正。这表明，出资人组表决同意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或者该事项经法院认定为公平公正的，出资人权益可以被调整。这些规范既有利于防止出资人的出资权益被不当侵害，也有利于重整程序的顺利进行。但是另一方面，在重整的股权调减中，[1]公司股东持有的股权上常常因该股东的其他债务关系而存在权利负担或保全负担（比如，该股权上设定有他人的质权 ，或者该股权因股东的其他债务关系被法院冻结），[2]调减该股权无疑会影响到上述相关权利人 （质权人或者其他请求冻结股权的股东之债权人）的利益，此时如何协调股权调减行为与股权负担相关权利人之权利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企业破产法》对如何解决该类问题未作明文规定，而实践中多宗公司重整案件中均出现该类问题，在此，笔者试对上述问题的解决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破产重整公司股权负担的一般情形

股权是现代经济中常见的资产形态，其既属于公司股东的重要财产从而能发挥财产权的功能，又能与其他资产共同构成市场主体的责任财产从而发挥对相对人的一般担保功能。就股权的财产权功能而言，权利人可以凭借股权分享公司盈利，可以将股权用于交易，还可以在股权上设定质权，最终为权利人积极地创造财富。就股权的一般担保功能而言，股权可以增强权利人的清偿能力，普通债权人可以通过保全股权以保障债权安全。这些内容共同构成股权的经济功能。股权质押与股权保全是股权经济功能的重要方面，二者实际上均是在不同程度上限制股东的自由，均是在股权上设定负担以保障（主）债权的实现：前者是在股权上设定担保物权，在股权利益上为质权人创设优先权，属于权利负担。后者是通过公权力对股权权利人的转让自由予以限制，属于保全负担。本文将股权上的权利负担和保全负担统称为股权负担。

因为股权所保障的（主）债权的实现程度存在差异，所以在公司破产重整过程中股权负担可能表现为以下几种状态。

一是在重整计划被批准 （包括债权人会议通过后法院批准和法院强制批准两种方式）前，股权负担对应的债权已经到期，债权人主张就股权负担行使相应权利且已经取得执行名义并已进入执行程序。具体地说，在股权质押的情形下，质权人（即主债权人）在主债权给付之诉中已经胜诉，其凭藉生效裁判文书请求法院强制执行股权以清偿债务；在股权保全的情形下，债权人在债权给付之诉中已经胜诉，其凭藉生效裁判文书请求法院强制执行已经被冻结的股权以清偿债务。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股权负担的权利人之权利如何实现，重整计划制订中股权负担的权利人是否具有一定的地位。

二是在重整计划被批准前，股权负担对应的债权已经到期，但债权人未就股权负担主张行使相应权利，或者虽就股权负担主张行使权利但尚未取得执行名义。这里主要包括如下两种情况：（一）重整计划被批准前，股权的质权人（即债权人）享有的主债权已到清偿期，但质押权人未主张行使质权清偿债权，或者虽向法院请求行使质权但其请求尚未获得生效裁判文书支持；（二） 重整计划被批准前，债权人（即股权保全负担的权利人）享有的债权已到清偿期，债权人也已就已保全的股权主张行使相应权利，但在重整计划批准时，债权人的主张尚未获得生效裁判文书支持。这种情况下，因债权人主张股权负担相关权利的诉讼独立于破产案件，且两者往往由不同的法院审理，所以需要考虑的是两个诉讼程序间的关系。质言之，破产案件审理程序是否需要待债权人就股权负担主张相关权利之程序终结后再进行，以及破产案件审理法院是否有必要向（股东的）债权人释明提起相应的诉讼。

三是在重整计划被批准后，股权负担对应的债权之清偿期才届至且股东未清偿该债务，但是，经股东表决之重整计划又决定调减股东股权，而此时真正对该股权享有实质权利的质权人或者保全权利人未表达意见。比如，重整计划被批准后，质权人的主债权清偿期届至但股东不能清偿债务，质权人欲行使对股权的质权但该股权被重整计划调减给第三人；或者重整计划被批准后，股东的债权人请求股东清偿到期债务并对股权进行了冻结，并要求就股权拍卖、变卖所得受偿。这种情形下，因股权已被重整计划所调减，股权的调减及后续变更登记将与股权负担之权利人的主张直接冲突，此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重整计划的约束力和执行力问题。

二、破产重整公司股权的意义与价值

不难发现，无论破产重整公司股权负担处于何种状态，其与股权调减冲突之核心均在于股权价值的分配。如何看待破产重整公司股权价值决定着能否妥善协调股权调减与股权负担。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破产重整实际上可以归为两类，一是资不抵债型的破产重整；二是资能抵债型的破产重整。两类情形下公司股权价值并不相同。

（一）资不抵债型破产重整公司的股权价值及意义

资不抵债型破产重整公司股权价值问题在前些年“郑百文”重组案中就已涉及。[3]大多论者意见认为，公司资不抵债时净资产为负，股权对应价值为零，如果此时公司进入破产清算，股东将不能从公司获得任何资产，股权对股东也没有实际意义。美国法院在判定股东对破产重整公司的控制权时常常采用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 “资不抵债”标准，认为如果公司处于资不抵债状态时，股东没有控制权。在Manville公司重整案中，股权持有者委员会要求召开股东大会更换董事会成员，法院在判断是否承认股东权利时论证道“如果Manville公司已经被认定为资不抵债，那么股东在公司中缺乏衡平权利，否认召开股东大会的权利是正确的”。[4]可见，在资不抵债情形下，因为股权没有实际价值，所以股权对股东不再具有意义，二者间也不再存在紧密关系，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可以认为公司资不抵债时股东股权可以被清零。

进一步的问题是，该股权对股权负担之权利人具有何种意义？有观点认为，资不抵债的标准存在模糊性。简单地以表面的资不抵债来对待股权将掩盖股权的真实价值。资不抵债情形往往仅意味着企业的清算价值为负，但并不意味着企业及其股权毫无价值。实践中资不抵债型破产重整公司股权在变价时往往还能获得一定的价格便是很好的诠释。尤其是我国当前上市公司的上市资格还是稀缺的“壳资源”，所以表面上的资不抵债并不意味着股权没有价值。股权虽然对股东没有意义，但对股权负担之权利人则具有重要价值，所以在股权负担的权利人就股权实现相应权利前，股权负担的效力应当充分维护，比如，重整计划被批准后，管理人按照重整计划调减股东股权，如果该股权之前已被股东的债权人申请冻结，那么未经该债权人同意，重整计划中股权调减事项不得进行。

对以上观点，笔者认为，第一，资不抵债有时难以界定并不意味着不能界定，在估值标准存在差异时，法院应当选择公允标准。德国《破产法》第19条第2款规定债务人的财产不再能够抵偿现有债务，即为资不抵债。但在评估债务人财产时，根据各种情况显示仍然极有可能继续经营企业的，应以继续经营企业作为评估基础。可见德国判断资不抵债并不局限于法院受理破产时的资产负债表状况，而是根据企业的经营价值来灵活判断。

第二，公司价值虽然存在清算价值和运营价值的区分，但运营价值是在清算价值基础之上的未来价值，运营价值能否实现取决于公司重整能否成功以及未来的经营是否正常，实践中对资不抵债型重整公司股权变卖所获取的对价本质上仅是市场对公司未来良好期待的反映，该股权也只是一个风险和收益并存的两面体。换言之，该股权价款是因为买受人看好债务人公司重整前景，相信能从企业重整成功后的股权增值中获得回报。所以此时股权形成的价格并不是当下股权的实际价值，而是潜在的未来价值，该价格是未来重整成功的溢出效应，该效应实际是重整各方创造的，而与未参与重整的股权负担之相关权利人关系不大，在一般意义上股权负担之相关权利人并不当然应该获得该笔潜在价值，故在资不抵债型重整中对股权负担人的利益不需要特别考虑 （一般来讲重整成功后股权负担之相关权利人仍能从调减后的剩余股份的增值中获得利益）。另一方面，即使认为前述股权具有价值的观点也不得不承认，股权在重整过程中虽然有可能存在利益，但这时的股东权益已经成为序列最低的权益，只有实现有效率的重整，最大化公司的价值，股权权益才能够得到保护。[5]所以可以说，资不抵债型重整公司的股权价值是由重整所形成，保障重整成功才是问题的关键。在重整程序顺利推进和股权负担相关权利人之权利保障两者之间，前者具有更广泛的维护利益，且后者之实现须以前者之成功为条件。因此，在二者发生冲突时，应以保障重整的顺利进行为优先。

关于我国当前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中“壳资源”是否应作为股权价值予以特别考虑的问题，我们认为，“壳资源”发挥作用的前提仍然是公司重整成功。公司重整失败时上市公司的股权价值仍然归零，所以保障重整成功仍然应优先于股权负担人的相关权利。而且，“壳资源”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现象，当前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在新股发行制度、公司退市制度等方面正在积极改革，未来“壳资源”应当不会成为股权定价的一个特殊考虑。所以从趋势上讲，上市公司股东股权负担的相关权利并无太多的特殊性。

第三，股权负担是否构成股东的债权人之持续信赖和长久保障是一个纯粹的法律政策问题，规则一旦明确，市场主体会根据既定规则来应对与分配风险。资不抵债型破产重整中，适当阻隔股权与股权负担相关权利人间的紧密关系并不必然损害权利人之权利。既然股权在重整时的即时价值是重整成功的溢出效应，那么重整成功前（一般是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将股权视为无价值，也符合一般逻辑。

所以，笔者的结论是，资不抵债型重整公司股权对股东没有实际意义；对股东的债权人（即股权负担的相关权利人）之价值应服从于保障重整顺利进行之措施。

（二）资能抵债型破产重整公司的股权价值及意义

资能抵债的企业之所以也可以进行重整，一个广泛认同的原因是：企业经营状况恶化时，其越早进入重整程序，重整的成本就越小，而重整成功的希望也越大。有观点认为，资能抵债时，因为公司净资产大于零，故股权仍具有账面价值，该股权无论是对股东还是股权负担的相关权利人都具有实际意义。所以，在重整的股权调减中，股权负担相关权利人的权利应当同时予以考虑。对此提出异议的观点认为，为保证重整成功，即使在资能抵债的情形，股权负担的相关权利人之权益保障亦应劣后于重整中股权调减之需要。从目前司法实践情况看，这一争论仅具理论意义，因为目前尚未发现有资能抵债型重整的实例。但是，可以预见，今后这一问题会逐渐出现并越来越多，故仍需要深入研究。笔者认为解决该问题应把握的原则是：资能抵债型破产中，股权负担之相关权利人的权利保障一般应在重整程序中通过有关各方协商来解决；如果协商不成，那么重整程序应保障股权调减后上述权利人的利益不低于股权调减前其就股权负担可以获得之利益。

三、破产重整中股权调减与股权负担之协调

破产重整公司股权调减导致股权归属发生变动，而股权归属的变动会影响股权负担的相关权利人行使权利。通过对前述股权负担一般情形的梳理和对破产重整中股权调整的意义与价值的分析，笔者认为，在破产重整程序中权衡股权调整与股权负担，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债务人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之后，其股东之债权人请求法院执行生效判决，拍卖、变卖股权以清偿股东债务，法院应否支持的问题

《企业破产法》第19条规定 ，破产申请受理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执行程序应当中止。债务人的股东以对于债务人的出资承担有限责任，其因此取得的股权应属于股东自己的财产，执行股东财产以清偿股东债务，当然不应当适用上述法条的规制。亦即在一般情况下，债务人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之后，对于其股东之股权的执行，并无中止的法定理由，因此，股东之债权人依据生效法律文书，请求法院执行其名下股权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然而，应当强调的是，企业破产重整一般均会涉及股权的调减，特别是对于企业经营失败负有责任的控股股东或者控制股东，其持有股权的调减幅度可能远远大于其它一般股东。此时因执行行为变动股权权属，可能对于重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带来困难。笔者认为，破产重整公司或者管理人认为针对股东股权的执行行为有碍重整进行，向法院请求中止执行的，或者审理破产案件的法院经审查认为执行行为明显不利于重整进行的，执行法院应当中止执行。

我们认为经当事人申请或者经法院审查决定，应当中止执行股东之股权的理由是，股东股权被变价清偿股东的债权人之债务后，股权继受人 （即新进入公司的股东）可能对重整的期待过高，或者有可能认为自己对公司经营失败没有过错而不愿意象原股东那样在股权调减问题上作出让步，从而增加重整的难度，有时甚至导致重整程序无法进行。况且，在公司资不抵债时，股权价值实际已为零，股权对股东的债权人之价值应服从于重整的顺利进行。所以，此时股东的债权人就股权进行的执行行为应当受到一定限制，以保障重整程序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