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生态环境的现状

　　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我们的生存环境承受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工业“两高一低”(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特点显著；环境污染的事件频发；大部分来源于燃煤的烟尘排放和二氧化硫排放使空气污染日趋严重；化工企业在生产中暗自向地下排放污水，致使我国地表水总体水质属中度污染。近几年虽然经过行政执法部门的努力，我们的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我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却未得以根本好转。

　　二、导致我国环境污染久治不愈的原因分析

　　（一）立法层面的问题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是指由国家制定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保护改善环境的各种法律规范所组成的相互联系、互相补充、内部协调一致的统一整体。我国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主要包括下列几个组成部分：1、宪法关于保护环境资源的规定。2、环境与资源保护基本法，即1989年12月26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3、环境资源单行法规。4、其他部门法中关于保护环境资源的法律规范。此外，我国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保护环境资源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也是我国环境法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台很多，但也有以下不完善的方面：1、覆盖领域不全，存在着一些重要领域的立法空白，如缺少土壤污染、生物安全、遗传资源保护、核安全等。2、环境法律配套滞后，不易操作、原则性规定多，影响了法律的贯彻执行。如在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中虽然明确规定了公众参与，却没有明确参与范围。3、许多新的制度与理念未能体现。如排污权交易这种比较能实际应用的制度都没能在法律中规定。4、对当前环境问题特别是对政府行为的规范性不强，缺少一部专门约束政府行为的环境法律。如防止环保的地方保护问题。 5、环境法律法规中的处罚力度弱，缺乏强制手段，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

　　（二）环境行政管理部门的问题

　　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环境管理部门虽有设置，但具体管理不到位。如：(1)部门分工缺乏合作。我国对工业企业的管理实行的是分级管理与分部门管理相结合，涉及的部门有发改委、工商局、环保局、税务局、公安局等多个部门。主管部门是不明确的，多个部门皆有职责，而实际后果可能是都可以管却都不去管。（2）主管部门角色错位，既是“裁判者”，又是“运动员”，以致监管不力不公，甚至以行政手段干预环境执法。(3)环境职能部门的手段不硬，制约因素多，法律法规没有像赋予工商、技监、税务等部门所拥有的查封、冻结、扣押、没收等强制执行手段，一定程度上造成环境执法有法难依，执法疲软。

　　（三）排污企业的人为因素

　　部分企业负责人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持观望态度。少数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追求高利润,污染设施虽然建成但却不去运行。有时为了应付检查或逃避处罚,往往采取白天开晚上停，检查时开检查后停，从而导致区域环境质量得不到明显改善。有的企业限期治理一拖再拖，对本地区污染物总量排放控制增加了难度。还有个别企业竟然视国家法律于不顾，迟迟不上治污项目，明明知道所排放的污染物严重污染环境，危害人的身体健康，就是不予积极治理。

　　三、从检察机关的角度维护环境资源和生态资源

　　（一）从刑法条文中加强对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

　　从刑法角度而言，打击环境犯罪不能仅仅局限于《刑法》“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规定的15个罪名，宜扩大刑事检察视野，对“走私罪”中涉及环境法益（“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废物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和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罪”）和“渎职罪”中玩忽职守类（环境监管失职罪、动植物检疫失职罪）、滥用职权类（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以及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和徇私舞弊类犯罪（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等与环境破坏密切相关的其他犯罪也应重点关注。由于“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环境犯罪，除了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外，在犯罪形态上都属于实害犯，各具体犯罪均以发生实际损害后果作为成立犯罪既遂的必要条件”，所以，检察机关发现破坏环境的危险行为和实行行为，应采取其他环保检察途径阻止不法行为、保护环境。

　　（二）深入查办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背后职务犯罪

　　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反渎职能，加大查办环境污染渎职侵权案件力度，从配合有关部门处理重大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事件，到积极主动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危害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水电资源等能源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的渎职犯罪案件。但通过办案发现土地、城建、水源等领域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案件之所以屡禁不止，与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甚至徇私舞弊、官商勾结、钱权交易具有直接的关系。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的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渎职犯罪案件中，涉及罪名集中在玩忽职守罪和滥用职权罪、重特大案件多、行政执法人员占的比例较大、窝案、串案多、绝大多数案件发生在基层监管环节。并且在办案中检察机关要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发挥预防犯罪的先期屏障作用，促使生态保护和建设的重点真正从事后治理向事前保护转变，强化从源头防治污染，从源头上扭转生态恶化趋势。“一旦此‘上游工程’运行顺利，将可大大减轻下游公害纠纷处理上的负担。

　　（三）优化资源形成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的合力

　　在这个方面，可以考虑在联动机制建设方面，形成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的无缝对接，避免出现保护脱节。同时，还要重点关注环境司法和行政执法的权力交叉地带，形成一种良好的协调配合，避免相互推诿。检察机关不能满足于仅仅监督公安机关立案，而且要督促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及时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使环境犯罪案件顺利进入刑事诉讼程序，防止环境领域以罚代刑、有罪不究。要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网上衔接，信息共享”，增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整体工作合力，共同打击危害生态环境和能源环境的犯罪。


　　作者单位：山东广饶县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通告”第二条有关规定的具体意见

1989年8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为了便于各地更好地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第二条的有关规定，现提出如下具体意见：
一、个人贪污、受贿、投机倒把情节特别严重，罪该判处死刑的，在“通告”规定的期限内投案自首，积极退赃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不论数额多大，一律不判处死刑。
二、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个人投机倒把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十万元以上，应当判处重刑的，在“通告”规定的期限内投案自首，积极退赃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减轻处罚，也可以免予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分。
三、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五万元，个人投机倒把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在“通告”规定的期限内投案自首，积极退赃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减轻处罚、免予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分。
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一万元的，个人投机倒把非法经营数额不满五万元的，或者非法获利数额不满三万元的，在“通告”规定的期限内投案自首，积极退赃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免予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分。
五、个人受贿使国家利益或者集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在“通告”规定的期限内投案自首，积极退赃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在决定从宽处理时，应当从严掌握。
六、个人贪污、受贿、投机倒把构成犯罪的，在“通告”规定的期限内，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坦白全部罪行，并且积极退赃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参照上述规定，适当从轻、减轻处罚，也可以免予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分。
七、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犯投机倒把罪、受贿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通告”规定的期限内投案自首，积极组织退赃的，可以从轻、减轻处罚、免予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