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拍卖无效法律效果探讨
黄奕新
一、案情
申请执行人省闽福海公司。
被执行人章海德，男，1974年7月25日生，汉族，闽福海公司承包人。原服刑于省和政监狱。
申请执行人闽福海公司与被执行人章海德承包合同偿还承包金纠纷一案，安福市法院于2000年3月29日作出（1999）经初字第1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章海德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闽福海公司承包金973147.38元，并支付从1999年4月13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闽福海公司于2000年8月31日向安福市法院申请执行，安福市法院于同日立案。鉴于该案在诉讼阶段对被执行人章海德所有房屋采取了诉讼保全措施，根据2000年度安福市法院《办案分工协作制度》的规定，并报经院领导审批，本案在执行立案后由原审理庭室经济庭负责执行。
2000年9月21日，安福市法院向被执行人章海德发出执行通知书。因被执行人章海德系服刑人员，安福市法院依法委托省和政监狱转交执行通知书。省和政监狱于2000年9月26日收到安福市法院的执行通知书和委托送达函。随后，安福市法院委托德宁市信正资产评估事务所对被执行人所有的该房屋进行评估，评估价值232660元。2000年10月8日，安福市法院委托德宁市华大拍卖有限公司对该房屋进行拍卖，拍卖保留底价为233000元。2000年10月16日在德宁市华大拍卖有限公司举行的公开拍卖会上，林美云以保留底价233000元竞得该拍卖标的房屋(但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之后，被执行人章海德向安福市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认为法院在其没有收到执行通知书的情况下即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违反了法定程序。安福市法院在与省和政监狱核实后得知被执行人已于2000年8月初保外就医，并不在狱中服刑。省和政监狱在收到安福市法院的执行通知书和委托送达函后未尽到民诉法第82条规定的“受送达人是被监禁的，通过其所在监所或者劳动改造单位转交”的义务，并提出无法转交系因为被执行人章海德及其担保人联系不上等理由。鉴于此，承办人立即向安福市法院领导汇报了该案在执行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并于2001年5月9日将相关问题提交安福市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安福市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形成四点意见：1、裁定撤消安福市法院执行通知书、委托拍卖函；2、重新启动执行程序；3、建议拍卖行与买受人协调赔偿与退款事宜；4、向安福市人大书面反馈本案执行情况。当日，安福市法院作出（2000）执字第260号执行通知书、（2000）执字第50号委托拍卖函，并重新启动本案执行程序。在安福市法院重新启动执行程序后，申请执行人于2001年9月16日以被执行人已还清债务为由向安福市法院提出撤销执行申请的请求。
　　2001年，德宁市中院具函安福市法院，要求其恢复本案原执行程序并将拍卖成交的房屋交付给买受人林美云。2001年10月23日，安福市法院函请德宁市中院复议，并详细陈述了安福市法院重新启动执行程序的理由。随后，德宁市中院将本案执行情况向省高院请示，2003年1月22日，省高院作出（2002）法执监字第013号复函，提出三点意见：1、安福市法院委托拍卖被执行人房屋的行为是无效行为，对委托造成的法律后果负有责任；2、因委托人在执行程序中违法，导致其不具有处分拍卖标的物的权利，造成拍卖标的物给付不能，买受人林美云有权要求委托人承当责任；3、申请人以被执行人已还清债务为由向安福市法院申请撤销强制执行申请，应予支持。安福市法院在收到省高院复函后，于2003年7月14日分别作出（2000）执字637-2号、（2000）执字637-3号民事裁定书，解除对被执行人房屋的查封措施并终结本案的执行程序。与此同时，安福市法院积极与买受人林美云联系有关退还拍卖款事宜。但买受人林美云一直不同意退款，仅在2003年11月25日以借条形式向德宁市华大拍卖有限公司领回拍卖款20万元，余下33000元拒不领回。
　　二、评析
　　（一）本案执行程序存在哪些重大违法？
　　闽福海公司于2000年8月31日申请对章海德执行（2000）经终字第73号民事判决，安福市法院立案后于2000年9月21日委托和政监狱向被执行人章海德送达执行通知书，和政监狱于同月26日签收后，因章海德已保外就医而没有立即送达，该执行通知书是章海德侄儿章平瑞代为签收，其注明的签收日期为2000年11月2日。2000年9月26日，安福市法院直接将诉讼保全的被执行人的房屋委托拍卖机构拍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责令其在指定的期间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强制执行”的规定，法院在强制执行前应当将执行通知书送达给被执行人。安福市法院将章海德的房屋交付拍卖直至拍卖成交时，还没有将执行通知书送达被执行人章海德。虽然强制执行法学界和司法界对采取执行强制措施前先发执行通知的做法，多有针砭，但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未做变更前，这仍属强制性规范，法院必须执行，否则即构成重大程序违法。
　　其次，该案执行名义是金钱给付判决，而非物之确认或交付判决，虽然争议房屋事先已被诉讼保全，但保全的效力并不当然及于拍卖，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在被执行人经通知拒不自动履行法院判决后，作出拍卖的裁定，后委托拍卖。本案执行人员未经裁定，径行委托，并进而实施，导致拍卖行为没有执行名义基础，亦属重大违法。
　　可以推定的是，法院的执行程序违法，严重侵犯了被执行人的财产权。因为被执行人虽然负有履行判决的义务，但其仍享有自动履行的选择权，在未经合法通知，且未经裁定的情况下，实际上剥夺了他这种选择权，并进而侵犯了对房屋的合法所有权。本案被执行人的家属为防止房屋被拍卖，主动替代履行债务，也证明了这种选择权存在的价值性。这看视执行人员程序上的疏忽，却构成了对宪法所宣告的保障公民财产权的违犯。同时，程序正当，是现代各国宪法通常应有的重要原则(虽然我国没有将其入宪)。法院作为公权力机关，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案，这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大幸反之，如果法院不以程序违法为是，社会每个成员都将有遭受不法侵犯之虞。
　　（二）本案安福市法院撤回拍卖委托是否合法？
　　笔者认为，本案安福市法院是在拍卖成交后、标的物未交付前撤销委托拍卖函，撤回拍卖委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委托人在拍卖开始前可以撤回拍卖标的。该条款肯定了委托人在拍卖开始前可以撤回拍卖标的，但对于拍卖开始后委托人是否可以撤回拍卖委托并不十分明确。如前所述，安福市法院因执行程序重大违法，其不具有直接对章海德的房屋进行处分的权利(权力)。参照《拍卖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第（一）项规定：拍卖标的所有权、处分权有争议的，当事人可对已成交的拍卖表示反对。安福市法院在本案中始终是在行使强制执行权这一公权力，而非在履行民事权利义务，当它发现自己的执行程序存在问题时，应当允许其自行纠正，依照法定程序重新启动执行程序。因此，安福市法院在本案中基于利害关系人依法提请可以撤回拍卖委托。
　　（三）拍卖市场交易规则秩序应如何维护？
　　拍卖市场交易规则秩序，固然是市场经济追求的价值之一。但法律价值诸多，如上所述，宪法所保障的公民财产权、程序正当的原则，无疑具有更大、更根本的价值。笔者认为，维护拍卖市场交易规则秩序是一项社会工程，还需要进一步规范拍卖行为，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操作，彰显拍卖行为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并不断提高当事人的诚实信用度和法制意识。拍卖市场交易规则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拍卖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以及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这些规定的遵照执行保障了正常的拍卖市场交易秩序。违反这些规定，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侵害的，侵害人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或国家赔偿责任，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维护拍卖市场交易规则程序的要求。
　　（四）买受人林美云坚持要求取得房屋是否有法律依据？
　　笔者认为，林美云在本案中始终坚持要求取得房屋，与她咨询的律师错误观点的误导不无关系，这也是本案矛盾长达数年未能解决的原因之一。在本案中，林美云咨询的律师曾数次提到林美云是善意取得，应当予以保护。但该律师忽视了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目前学界和司法界能说仅限于动产，房屋等不动产适用登记注册制度，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况且本案房屋并未进行产权过户，并未实际占有取得。本案中，章海德作为被执行人已与申请执行人闽福海公司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闽福海公司已向安福市法院撤回执行申请，并且章海德又在被拍卖房屋上加盖了两层。根据这种实际情况，如果恢复原执行程序，将拍卖标的即房屋移交给买受人林美云，将引起更大争议，也使矛盾更加错综复杂、牵涉面更广。买受人林美云在本案的竞买行为合法，但由于委托人安福市法院在执行程序中违法，导致其不具有处分拍卖标的物的权利，造成拍卖标的物给付不能。
　　（五）本案对林美云是国家赔偿？还是承担民事违约责任？
　　笔者认为，本案对林美云应当是国家赔偿而非承担民事违约责任。在本案执行过程中，安福市法院虽然与拍卖公司订有《委托拍卖合同》，但我们应透过“合同”这一现象来准确界定安福市法院行为的性质。安福市法院在本案中自始至终是在行使国家赋予的强制执行权，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强制执行来实现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拍卖只是实现这种目的、行使这种权力的一种手段。在整个过程中，安福市法院的行为都是行使公权力的行为，正如行政合同已作为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被纳入行政诉讼范畴一样，安福市法院在本案中委托拍卖章海德房屋的行为不应被视为普通的民事行为，而是一种司法行为。法院在发现自己行使强制执行权错误时，应当允许法院自行纠正。如果这种执行错误还对他人造成损害的，被侵害人可以提起国家赔偿获得救济。
　　（六）本案最佳解决方案应当怎样？
　　笔者认为，本案被执行人章海德已与申请执行人闽福海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申请执行人闽福海公司已撤回执行申请，执行案件法院已结案，并且章海德在被拍卖房屋上还加盖了两层。因此，林美云坚持要求取得房屋不现实，法律依据也并不充足。但林美云确因拍卖行为交纳了拍卖款，故林美云可尽快到德宁华大拍卖有限公司领回余款，对于遭受的损失，本着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可以由安福法院与其协商，达成赔偿协议，如实在无法达成，可依照国家赔偿程序获得救济。
　　三、深思
　　林丽云争议虽然至今未能最终化解，在办理执行案件方面的教训，却值得深思。
　　一是不要让法院成为“麻烦制造者”。法院作为定分止争的公权力机关，从根本上是化解社会矛盾，保障公民权益，千万不能因履行职能错误反而增加社会矛盾，损害公民权益。
　　二是要坚持审执分立。安福市法院在执行闽福海公司申请执行章海德承包合同偿还承包金一案中，鉴于该案在诉讼阶段对章海德的房屋已采取保全措施，根据该院当时《办案分工协作制度》，执行立案后仍由原诉讼案件主审人员执行。这固然是出于执行效率的考虑，但由于诉讼法官对执行程序不熟悉，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争议的隐患。
　　三是执行案件尤其要强调程序合法。该案执行人员在发出执行通知书的同时(即尚未确定已送达成功)，即制作委托拍卖函，而且由于原判决只是金钱给付，其效力并不当然及于被执行人的房屋(尽管已被保全)，委托拍卖前未经依法裁定，致使该执行程序根本违法。
　　四是基层法院未能及时化解自身产生的矛盾。安福市法院发现原执行程序错误后，未能及时就赔偿事宜与林美云达成协议，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矛盾。
　　五是尽快制定物权法、强制执行法，解决善意取得、拍卖无效及执行开启程序等法律问题。本案申诉人林美云始终坚持要求取得房屋，与她咨询的律师有关善意取得的观点不无关系，这也是本案矛盾长达数年未能解决的原因之一，德宁中院也曾有过类似的意见，本案省高院虽然作出并维持了林美云不能取得的批复，但这一问题有待于物权法的盖棺定论。其次，现行有关的强制执行的规定，未能明确拍卖无效的要件及其法律效果问题。第三，关于执行开启程序即执行通知问题，法学界和司法界多有批评意见，认为应当取消或作为例外适用，但这一问题仍有等将来强制执行法出台或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来解决。
(作者单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注：本文人名、地名、文书字号稍作技术处理。


法人消灭与法人特种情况下
诉讼主体资格之初探

倪 学 伟


一、法人消灭的法定程序
法人消灭是指法人丧失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失去民事主体资格的法律事实。法人消灭须经两个法定程序，即法人消灭事由的出现和法人的清算与注销。
（一）法人消灭事由的出现
法人消灭事由的出现，是法人消灭的第一个法定程序；没有该事由出现，法人不会消灭。但并非消灭事由一出现，法人就立即消灭。这与自然人死亡不同，自然人一旦心跳呼吸不可逆转地停止，即断定为死亡；而法人乃人合组织体或财合组织体，其消灭事由出现后，尚需办理一定手续才能消灭，正如需办理一定手续法人才得以成立。《民法通则》第40条规定：“法人终止，应当依法进行清算”，此处“终止”即为“消灭”，用反对解释方法应解释为：“不经清算，法人不得消灭”；第46条规定“企业法人终止，应当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公告”，反对解释为“未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公告的，企业法人不得消灭”。因此，法人消灭事由出现，并不使其立即消灭，但消灭事由出现后，其民事行为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即受较大限制，即“法人终止，应当……停止清算范围外的活动”，不得从事新的民事活动和其他活动，仅能进入法人消灭的下一程序——清算与注销。亦即已显消灭事由之法人，仅在清算目的范围内方被认为是同一法人，具有法人资格；在清算目的范围外，该法人因不具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而视同已经消灭。
根据《民法通则》第45条规定，法人消灭事由有四：法人依法被撤销（包括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法人自行解散；依法宣告破产及其他事由。
（二）法人的清算与注销
《民法通则》第47条“企业法人解散，应当成立清算组织，进行清算”和第46条“企业法人终止，应当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公告”的规定，乃强制性规范，是法人最终消灭之必经程序，未经此程序，法人不得消灭。
法人的清算主要指：1、了结法人消灭事由出现前已进行而未完成的事务；2、通过诉讼等方式收取到期债权，对未到期债权以转让或换价方式收取；3、通过诉讼等方式清偿所负到期债务，对未到期债务应抛弃期限利益提前清偿；4、偿债后有余产的，应移交给有权获此余产的人。法人清算完毕，应由清算人或清算组织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公告，经注销登记并公告后，法人即消灭。
二、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清算注销前的诉讼主体资格
根据民诉法理，当事人分实际诉讼当事人和适格当事人两类。实际诉讼当事人是以本人名义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裁判解决纠纷的原告和被诉并接受裁判的被告，即诉状上所列的起诉人、被诉人双方以及法院裁判文书所列的其他当事人，如追加的或更换的当事人。实际诉讼当事人非必然为适格当事人；但从审判实践看，即使不适格的实际诉讼当事人也归属当事人范畴，注定要承受法院裁判结果，如承受因当事人不适格而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结果。毫无疑问，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无论是否经过清算和注销，都可成为实际诉讼当事人。
适格当事人是指正当当事人，即对作为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有管理权或处分权的当事人。适格当事人未参加诉讼，即不具实际诉讼当事人身份。适格当事人应当在程序法上适格和在实体法上适格。
在程序法上适格是指当事人具有诉讼权利能力，诉讼真正以其名义进行。诉讼权利能力又称当事人能力，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享受民事诉讼权利和承担民事诉讼义务的能力，以及能够成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法律资格。公民的诉讼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法人的诉讼权利能力始于成立、终于消灭。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未经清算和注销，不得消灭，因而该法人仍具诉讼权利能力，可为程序法上适格的当事人。但目前普遍做法似相反，其逻辑推理似乎是：法人被吊销执照后即行终止、消灭，不再享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不具有成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法律资格，不能到法院起诉、应诉。果如此，哪一家经营不善的企业不愿被吊销执照、关门大吉！笔者主张，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清算注销前，是程序法上的适格当事人，且是与讼争民事法律关系有直接利害关系之当事人，可以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应诉。被吊销营业执照，必将导致该法人消灭的后果，但在消灭前还须完成清算、注销工作。在清算目的范围内，该法人所为的一切清算行为（法人消灭事由出现后的诉讼行为，无论作为原告抑或被告，显然都属清算目的范围内之行为），是该法人的正当行为，且是必须的、义务性的行为。亦即收回债权、偿还债务以及到法院起诉、应诉，实乃清算阶段的主要工作，该法人有责任必须完成。若从法律上否认其程序法上适格当事人资格，无权起诉、应诉，从而丧失通过国家审判权对收回债权的保护，则很难完成清算阶段的这些工作。
在学术和实务上都未见分歧的是：法人一旦清算和注销，即归于消灭，同时丧失诉讼权利能力，不能成为程序法上适格的当事人。当事人在程序法上不适格，将致使诉讼不能成立。
当事人在实体法上适格，是指当事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放弃民事权利或否定、承认民事义务。实体法上适格的当事人有三种情况：1、与讼争民事关系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2、以他人之间的民事关系为诉讼标的，诉讼将直接影响其民事权益的相关当事人；3、非民事权利主体当事人。当事人在实体法上适格，是解决民事实体权益纠纷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民事诉讼目的的唯一途径。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清算注销前是实体法上适格当事人，理由是：法人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独立享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在消灭以前应以其所有的财产对外承担有限责任；既然以自己的财产承担了责任，则应属实体法上的适格当事人。
当然，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清算注销前，法人往往已不能正常运行，譬如失去了正常的组织机构、工作秩序和完成正常工作所必需的员工和经费，在法律上赋予该法人以实体法适格当事人资格是适当的，但在客观上要使其真正地、切实地行使适格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往往十分不现实，可能会使诉讼久拖不决，甚至于无法进行正常诉讼。出于诉讼经济的考虑，我国法律允许非民事权利主体成为适格当事人，因为毕竟诉讼之目的是为了有效、低成本解决实体民事权益纠纷，而非为诉讼而诉讼。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0条规定：“对于涉及终止的企业法人债权、债务的民事诉讼，清算组织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1条规定：“企业法人未经清算即被撤销，有清算组织的，以该清算组织为当事人；没有清算组织的，以作出撤销决定的机构为当事人。”（上述二条规定皆未排除该法人的诉讼主体资格，而审判实践却普遍性地将该法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取消了！）这些规定表明，为了弥补被吊销执照后、清算注销前的法人作为实体法上适格当事人在诉讼行为能力方面的客观不足，法律明文允许非权利主体如清算组织或清算人可成为实体法意义的适格当事人，以自己名义行使或与该法人共同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非权利主体作为实体法适格当事人，须有严格限制，即应仅限于法律明文规定，否则法律关于适格当事人的规定将失去意义，诉讼将可能在与纠纷没有丝毫关联的非权利主体间进行，这对纠纷的解决毫无作用，其结果只是徒增诉讼费用，浪费有限的审判资源。
三、并非结论的结论
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并经清算和注销后，即归于消灭。已消灭的法人既非程序法上、亦非实体法上的适格当事人。但是，已消灭的法人可以是实际诉讼当事人，可以起诉、应诉；法院一经查实该法人已消灭，即应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使其承担不适格当事人的诉讼后果。
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清算注销前，是程序法和实体法上的适格当事人，有权起诉、应诉而成为实际诉讼当事人，并应受法院裁判的拘束。但是，因该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已存瑕疵，不能切实行使实体法上乃至程序法上适格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因而有必要由法律强制规定由某一组织与其共行权利义务。实践中，可将该法人和法律规定的组织如清算组织、主管部门等列为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以使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得以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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