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技术市场条例（修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93年12月10日自治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93年12月10日公布施行 根据1997年12月1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技术市场条例》的决定进行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组织和公民从事技术贸易活动，繁荣技术市场，促进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保障技术贸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区境内的一切技术贸易活动，均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技术市场的业务范围包括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含技术贸易中介、技术培训、技术经纪）、技术入股、技术联营、技术引进和技术出口以及开展科研、生产、贸易一体化经营等技术贸易活动。
第四条 技术市场贯彻“放开、搞活、扶植、引导”的方针，实行统一管理、多家经营、平等竞争、方便基层、服务基层的原则，鼓励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技术贸易活动。
第五条 从事技术贸易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平等、互利有偿、诚实信用、协商一致的原则。
技术贸易双方以及中介方、技术经纪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技术市场管理工作的领导，支持和鼓励有偿技术贸易活动，对在技术市场工作中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技术市场管理
第七条 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的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以下简称科技行政部门）是技术市场的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技术市场管理工作。其职责是：
（一）贯彻实施有关技术市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组织、推进、协调、管理和监督检查技术贸易和技术经纪活动；
（三）组织管理技术合同的认定登记、技术成果无形资产的价格评估、技术市场的统计分析等工作；
（四）培训、考核技术市场管理、经营人员和技术经纪人员；
（五）建立技术市场信息网络，开辟信息渠道，推动信息交换；
（六）负责技术市场管理的其它工作。
第八条 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参与技术市场的监督管理。其职责是：
（一）负责技术贸易机构、技术经纪机构的登记注册和监督管理；
（二）查处违法技术合同；
（三）依法查处其它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九条 县级以上财政、税务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技术市场的工作。
第十条 各级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业技术贸易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并接受同级科技行政部门的业务指导。
第十一条 建立技术贸易机构和技术经纪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场所和组织机构、章程；
（二）具有明确的专业技术领域和技术经营范围；
（三）有与开展技术贸易活动相适应的资产；
（四）有与业务范围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十二条 开办技术贸易机构或技术经纪机构，经同级科技行政部门审核后，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
技术贸易机构和技术经纪机构变更或撤销，应按原审批程序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或注销登记。
第十三条 从事技术贸易和技术经纪活动的单位，应建立健全技术贸易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国家财政、税收法律、法规。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经营者从事技术贸易活动，统一使用税务部门监制的技术贸易专用发票。
第十四条 各级科技行政部门、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和从事技术贸易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如实提供统计资料，做好技术市场统计工作。
第十五条 各级科技行政部门可以建立技术市场发展基金，按照定期还本、有偿使用的原则，用于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

第三章 技术贸易活动
第十六条 技术贸易活动可以采取举办技术成果交易会、洽谈会、招标会、拍卖会、信息发布会或建立常设技术交易场所等形式。科研、生产方面的技术攻关项目，均可进入技术市场公开招标。招标应在公开、平等、择优的原则下进行。
第十七条 对有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国内外的技术，均可进入技术市场进行交易，不受地域、部门、隶属关系和所有制形式的限制。
进入技术市场的技术应当真实可靠，具有应用价值。处于实验或试验阶段的技术，交易时应予以说明。
第十八条 技术贸易的价款、报酬和使用费，由当事人根据技术成果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研究开发成本及智力劳动的强度、技术成果的使用范围、工业化开发难易程度、当事人享有的权益和承担的责任等，协商确定。
第十九条 从事技术贸易活动，应当遵守国家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法规。
涉及国家秘密的技术贸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四章 技术合同管理
第二十条 技术合同的订立、变更和解除，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技术合同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向有关主管部门请求调解。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争议或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依据合同中商定的仲裁条款或事后达成的仲裁协议，向约定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没有在技术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没有达成
书面仲裁协议的，任何一方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一条 技术合同成立后，当事人可以向技术合同登记机构申请认定登记。申请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合同的研究开发方、转让方、顾问方和服务方，应当自合同成立之日起30日内向所在地区的技术合同登记机构提出申请。
凡从自治区境外引进技术所签订的技术合同，技术受让方应在六十日内持合同文本和有关附件到同级科技行政部门备案。从国外引进技术所签订的技术合同，须经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二条 经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予以变更、解除的，或者被有关机关撤销、宣布无效的，应当向原登记机构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手续。
第二十三条 技术贸易当事人凭认定登记或经备案的技术合同，按照有关规定享受下列优惠待遇：
（一）优先取得科技贷款；
（二）优先使用技术市场发展基金；
（三）按国家规定享受减免税收和其它优惠待遇。
第二十四条 未经认定登记或备案的技术合同，不得享受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有关优惠待遇。

第五章 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于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与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有重大贡献的给予重奖：
（一）在培育、开拓、管理技术市场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
（二）在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方面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
（三）在引进、吸收国内外高新技术或技术出口方面取得重大成效的。
第二十六条 技术出让方应当从技术贸易纯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奖酬金，奖励对该项技术成果有直接贡献的人员。
第二十七条 技术受让方应当从实施该项技术起三年内直接产生的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奖酬金，奖励在实施该项技术中做出直接贡献的人员。
第二十八条 对有下列行为之一者，视情节轻重，由科技行政部门和工商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给予通报批评、警告、没收非法所得、责令赔偿经济损失，可并处非法所得二倍至五倍的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弄虚作假、订立假技术合同，或者利用未经认定登记或者备案的技术合同套取技术贸易优惠待遇的；
（二）侵犯单位或他人技术权益和经济利益的；
（三）在为他人订立技术合同中，与一方当事人串通，损害另一方利益的；
（四）非法出售、转让和泄露国家科学技术秘密的；
（五）拒不接受技术市场管理人员监督检查的。
对同一违法行为的罚款处罚，经一个部门作出处罚决定后，其他部门不得再行罚款。罚没款统一上交国家财政。
第二十九条 技术市场管理人员和技术合同登记人员滥用职权、营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条例具体实施中的问题，由自治区科技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12月1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经过审议，决定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技术市场条例》作如下修改：
删除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中“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的内容。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技术市场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1993年12月10日
有感于《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起草

来源于: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
http://www.liaohai.com.cn

今年“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为了切实贯彻马凯主任和杜鹰副主任的批示，法规司组织召开了《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起草思路座谈会。看到这则消息，我感慨万千，真是惟恐天下不乱！我国《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均属于同一位阶的两部公共采购法，都是属于规范公共采购行为的法律。但两部法律由于代表了不同势力集团的利益，存在着许多的缺陷、冲突和矛盾。前一部法律为巨额商业贿赂的交易提供了合法场所，后一部法律赋予采购人极大的权力而对供应商处处设置了陷阱。对此，我曾在《法治下的政府采购》一书中用了32篇论文，揭示并论证了两部法律所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前后两部法律没有修改、统一之前，如果出台《条例》，必将使公共采购市场秩序更加混乱不堪，商业贿赂行为更加有肆无恐，部门之间的“打架”现象必将愈演愈烈。主要理由分析如下。

其一，《条例》不能解决强制招标范围和审批机关的冲突。众所周知，公共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公共财政。为了使所有纳税人有公平的竞争机会，为了体现公共资金的有效利用，公开招标被规定为公共采购的主要方式。根据《招标投标法》，公开招标范围是达到一定限额标准的采购对象，审批机关是国家和地方的发改委以及相关的行政机关。如果不公开招标，选择其它的采购方式，也需要获得这些审批机关的行政许可。根据《政府采购法》，每年公开招标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限额标准分别是由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部门拟定，由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公布。如果不公开招标，通过其它采购方式也必须获得各级财政部门的行政许可。在两部法律没有解决强制招标范围和审批机关的冲突之前，笔者认为，《条例》的起草和出台，是不可能解决两部法律在同一个问题上的矛盾，只会加剧公共采购市场秩序的混乱。

其二，《条例》不能解决公共采购主管机关的冲突。我国前后颁布实施的两部法律均为公共采购法，前一部法律侧重于工程采购，后一部法律不仅适用工程，也适用于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法》2000年1月1日实施后，六年来，由于没有统一的主管机关，大多数情况下采购人、主管机关、监督机关都是同一主体，由此而来，相关的权力主体和社会中介机构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导致我国公共采购领域里普遍存在商业贿赂、“黑箱操作”，从中央到地方，众多的高级官员纷纷栽倒在“工程”上。《政府采购法》实施后，统一了货物、工程和服务的主管机关，也就是我国各级财政机关。但前后两部法律在主管机关方面还是存在着严重的抵触，前一部法律规定相关部委及其所属机构管辖各自的公共采购，即分散采购。后一部法律则以集中采购为主。为此，部委之间纷纷出台本部门的行政规章，从而造成部门之间的规章相互“打架”，导致公共采购监管疲软和执行不力。由于《条例》仅仅是一部行政法规，其内容不得与两部上位法相冲突。如果《条例》明确了主管机关，那么《条例》的内容必将与《政府采购法》相抵触，其结果必将加剧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

其三，《条例》不能解决信息披露渠道的冲突。不论是哪个国家的政府采购制度，均要求公共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所有采购信息必须通过国家权威媒体进行统一披露，从而避免黑箱操作，使所有供应商都有平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机会，使所有社会公众都能够监督公共资金的使用。我国前一部法律规定，公共采购信息披露媒体由国家发改委指定，《政府采购法》则规定由国家财政部指定。根据两部法律，两个部委都各自指定了三家以上的公共采购信息披露媒体。其中有的公共信息披露媒体完全掌握在私营的招标公司手中，使公权为私权谋利提供了方便。由于两部法律分别授予两个部委相应的公共权力，导致实践中的公共采购信息管理混乱。所披露的信息和媒体，没有哪个机关能够实施有效的监管。《条例》如果出台，也只是一部行政法规，不能排除两部法律分别授予有关部门对公共采购信息的监督权力，只会加剧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

其四，《条例》不能解决公共采购执行机关的冲突。实施政府采购制度之前，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及其所属机关所需的货物、工程和服务都是分散采购，有自行采购的，也有委托招标公司代理采购的。这种采购体制犹如一盘散沙。采什么，购什么，权力完全掌握在个人手中。《招标投标法》明确规定，社会中介机构可以代理各级政府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这在国外的公共采购领域里是非常罕见的。在这种体制下，所有的工程都是通过招投标进行的，但几乎所有的工程都存在着商业贿赂。厅局长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工程的归属，其根源就在于前一部法律。《政府采购法》实施后，原先的分散采购开始以集中采购为主，即各级政府采购中心（非营利机构）统一执行各采购人所需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采购任务。后一部法律虽然削弱了公共权力，明确了监督权力，但由于前一部法律允许获利为目的社会中介机构代理公共采购业务，从而两部法律执行采购任务时存在着严重的冲突。笔者认为，《条例》的起草和出台，只会加剧两部法律在同一问题上的冲突，其结果是重新回到分散采购模式，在此情况下，商业贿赂更将不可避免。而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政府集中采购制度必将走向萎缩。

其五，《条例》不可能解决评标专家制度的缺陷。根据《招标投标法》，不论是货物、工程还是服务，无论采购人是政府还是所属机关，最终中标的供应商可以由招标公司聘请的专家来确定。招标公司本身是以获取高额利润为目的的社会中介机构，专家的费用又是招标公司给付的，专家们不可能完全站在第三者的公正立场来客观评审、确定适格的中标供应商。招标公司又是采购人聘请和委托的，为了源源不断的代理业务，不可能不听从采购人的意见。虽然法律规定，采购人不能在专家推荐之外确定中标人，但由于受聘专家受控于委托人，而招标公司受控于采购人。采购人决定招标项目给谁，招标公司不得不听从。在这种体制下，国家重大投资项目最终究竟谁中标，最终谁能够中标，完全是掌握权力的个人说了算。法律所存在的这种严重缺陷，为公权与私权的合谋提供了法定的交易机会。从而也使巨额商业贿赂有了合法的交易场所，无以数计的厅局长颠倒在工程领域里就是强有力的例证。所以，《条例》的出台不可能解决前述法律本身的缺陷。

根据上述，笔者认为，《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在货物、工程和服务三大类采购对象的界定范围、对于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等采购方式的适用前提和条件、对于公共采购的主管机关和执行机关以及监督机关、公共采购合同的法律适用、同一侵权行为的法律救济、同一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等方方面面都存在着严重的冲突。总而言之，《条例》的起草和出台是解决不了两部法律所存在的系列矛盾，也解决不了部委之间的利益之争，更不可能对减少商业贿赂活动有任何的帮助。


作者：谷辽海
2006年04月1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