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的应用

王占洲


摘要：在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的程度是在有罪判决生效之前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主要依据，因而不仅需要为其设置科学的合乎逻辑的证明标准，而且还应当在具体应用中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功能。
关键词：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 强化因素 弱化因素 刑事诉讼

我们为刑事诉讼中的“社会危险性”设立了相对确定的标准，即在一定的固定值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可变量以适应“社会危险性”的可变性，运用分层理论来设立“社会危险性”的证明标准：生理条件——即通过对其生理状况的分析，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备继续危害社会、他人或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生理能力，以及在该生理能力支持下所能够达到的程度；心理条件——即通过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密切相关并存在于客观的一些已知因素来论证其主观上是否具有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及其程度[1]。通过这些条件主要分析其生理上是否具有触发社会危险性的能力和心理上是否具有触发社会危险性的内心起因。（关键在于各证明标准所包含的内容及其对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可能性的影响力，同时还必须考虑各证明标准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完整的证明过程，当然在一般情况下这种证明过程没有必要在表格中直接描述出来，因为在这里同时也需要考虑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的程序性特点，但当判断结论受到质疑时，则应当公布这一证明过程，以使对方有针对性的行使自己的抗辩权利）。因而从“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的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客观影响来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和强化因素，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足以使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在未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时也能合理化排除的因素，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的使其基本丧失行动能力或严重削弱其行动能力的疾病、免除处罚的情节、涉嫌过失犯罪等；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非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不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的因素，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系主犯或累犯、有妨碍刑事诉讼的前科、涉嫌或被控犯罪可能适用死刑等；同时从概率角度主要讨论各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对社会危险性的综合影响等。希望能够以此为基础更进一步完善“社会危险性”的证明标准。
一、社会危险性的影响因素的存在状况
从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来看，其可能存在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已确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属于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例如犯罪嫌疑人甲涉嫌抢劫，但具有自首情节和重大立功表现，依刑法规定对其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在这里可能有人要说，具有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情节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无社会危险性，即便是应当免除处罚也是以行为人构成犯罪为前提，如果行为人不愿意接受有罪认定，那么他也可能存在基于避免有罪认定而实施妨碍刑事诉讼行为的可能性，从理论上讲的确如此，对于具有犯罪嫌疑的人，我们无法绝对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进行的可能性，因而，我们只能说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具有在未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时合理化排除妨碍刑事诉讼可能性的功能，其所表达的是在常规情况下一个正常人对此做出的选择。当然可能有人会对这种选择作为判断依据的合理性提出疑问，在常规情况下一个正常人对此做出的选择同时也意味着在非常规情况下非正常人对此做出其他选择的可能性，如果在认识到这种非常规可能性的情况下做出社会危险性较小的判断，进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非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但最终因例外情况的出现而导致妨碍刑事诉讼行为的发生，此时能否因此否定判断依据和判断结论的合理性呢？我们认为当然不能，这可以在刑事审判中找到相同点，在无法绝对排除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可能性时，只要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的可能性比其构成犯罪的可能性在证据上更充分或更具证明性，就能以合理排除构成犯罪的可能性而判决被告人无罪，而当判决以后因新的证据证明该被告人有罪时，可以以此从实体上最终改变原来的判决，但却不能因此否认原判决在当时特定情况下程序上的合理性和实体上的准确性。
第二种情况是已确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属于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例如犯罪嫌疑人乙涉嫌抢劫致人死亡，依刑法规定对其应当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而且其在此之前因盗窃罪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的第3年再抢劫并致人死亡，符合累犯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如乙罪名成立极有可能被适用死刑，该因素的存在使得非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不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希望促使其逃避刑事诉讼是一个人的自然反应，当然其所表达的也仍然是常规情况下一个正常人对此做出的选择，因为如果乙认罪伏法求死心切，其在未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也不会妨碍刑事诉讼的进行，我们只能说乙可能被适用死刑这一因素使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更具合理性。
第三种情况是已确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既有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也有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这在司法实践应当是最常见的情况，无论是强化因素还是弱化因素均只是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或可能存在的状态所做出的预测或者风险评估的依据，而且基于对社会危险性是一种概率的认识，在可能发生的行为或可能存在的状态变为现实之前这种依据都还不能称之为确切的依据（注意确切的依据不同于现实的依据，这里所指的依据都是现实存在的，但它不是确切的依据，因为它不是使证明结果完全具有排他性的依据）。那么当两种因素共同存在但都不足以使自身推出的证明结果具有排他性时，其更是处于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对抗之中，在这种时候即便只是判断社会危险性的强弱或者存在的概率也具有着证明的复杂和交叉性，因为这两种因素分别预测两种不同的不可能完全确认的可能性，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可以推出在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时合理化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但同时其不能彻底否定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的存在，同样的，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可以推出在非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不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其也不能彻底否定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
二、社会危险性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社会危险性”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何种强制措施时，依据已经发生的行为或已经存在的事实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所做出的预测或者风险评估，其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可变性的特点，从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来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也不可能单纯是决定有社会危险性的因素与决定无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或者减弱因素与加强因素，而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存在并通常处在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对抗之中，因而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判断它绝对有或无（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所做出的预测或者风险评估既不要求也根本不可能达到绝对化），而只能判断社会危险性的强弱或者存在的概率。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已确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既有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也有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当两种因素同时存在时，每一种因素所引起的合理化可能性都同时受到另一种因素所引起的合理化可能性的削弱和非合理化可能性的加强，就其本质而言是两种因素所具有的证明力发生了直接的对抗，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时如何对证明力进行评价呢？事实上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要讨论 “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中各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主要原因。当然，这种相互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也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同一种状态，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必须建立在概率的基础之上。
（一）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关系
在这里所谓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当两种因素同时存在时（当然只是指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和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促进之间的作用力方向不一致时，除此之外的情形应无考察的必要，因为当作用力方向一致时只存在作用力简单相加的问题）两种条件之间的效力优先性问题，即在考察同时具有该两种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具有的社会危险性时对该两种条件的作用力大小以及作用力方向的判断问题。实际上我们在对社会危险性最初的讨论里已经简单谈到了两种条件之间的基本关系，即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生理因素作为判断社会危险性的第一层面的证明标准，而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心理因素作为判断社会危险性的第二层面的依据，当然这是从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的设置角度来认识两者在证明标准中的地位，虽然也反映了两者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只是一种宏观界定，在利用《“社会危险性”判断列表》来具体分析社会危险性时这种界定尚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因而我们认为仍有必要对两种条件同时存在时的关系作更进一步的分析。当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同时存在时，两种条件处于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状况，一般来说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应居主导地位，除非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之所以作这样的理解，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然属性来看，涉及适用强制措施需考虑其社会危险性的只是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中的自然人，而对于自然人而言，在其生理因素与心理因素的关系中，生理因素当然处于基础地位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主导地位，心理因素以生理因素为载体，心理内容只有通过具体的生理行为才能外化为能够为他人所感知的形式，也只有如此才能使其具有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现实可能性，就如同我们根据犯罪构成理论评价行为人的思想时所强调的，只有思想外化为行为或者即使只是言论时才具有考察其是否构成犯罪的可能性，如果其仅仅是存在于内心的思想则无论其内容怎样均不可能构成犯罪。另一方面，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属性来看，在刑事诉讼中其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作为在法律上尚未被确定为有罪的人，但同时负有必须无条件承担强制措施所带来的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后果的法律义务，司法机关据以剥夺或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唯一依据就只是其可能具有的社会危险性——由其所涉嫌或被指控的犯罪（尚未确定的可能性）＋其它个人因素所得出的二次可能性推定，对这一依据的确认当然应当具有充分的理由，至少应当能够合理排除与之相反的可能性，这是与司法机关行使权利相对应的责任的承担，同时在对抗中必须无条件承担不利后果所引起的全部责任的一方，也应当在某些方面获得相对应的补偿。因而，在这里我们将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作为判断社会危险性优先考虑的主导因素，也可以作为是指控以证明为基础的具体体现罢。第三方面，从诉讼证明的角度来看，在刑事诉讼中证明不仅仅存在于审判中，可以说凡将不能全真复制或再现的事实作为某种权利决定的依据时，都要求证明的存在，而作为强制措施适用依据的“社会危险性”是从已发生行为中反映出来的与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紧密相关的一种可能性，依据已经发生的行为或已经存在的事实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所做出的预测或风险评估，对于它证明更是必不可少的[2]。既然“社会危险性”的认定中存在证明那也就应当存在更进一步的证明责任的承担，而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种风险负担，它也必定与某种法律后果相联系，当提出主张一方不能合理化排除与之主张相反的可能性时，其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对此也可以理解为，对于提出主张一方而言，存在并能够证明与之主张相反的可能性的依据时，该依据也应当是其必须合理化排除的内容，反之，对于提出主张一方的相对方而言，客观存在并能够证明与提出主张一方主张相反的可能性的依据也应当具有着证明的优先性，因而，在这里我们将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作为判断社会危险性优先考虑的主导因素，也可以作为是指控以证明为基础的具体体现罢。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关系具体可表现为三种情况：
在第一种情况下，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作用力明显大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或者也可表述为没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在社会危险性是否存在或者程度强弱的判断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在这里我们仍然要强调这种决定性的作用也只能是相对的决定性作用，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使其基本丧失行动能力的疾病——下肢瘫痪，其所涉嫌的或被指控的罪名为故意伤害罪并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在这两种不同方向的作用力的对抗中，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虽不能绝对排除其社会危险性，但可以决定其社会危险性处于一种明显相对较弱的状态。
在第二种情况下，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即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促进力使得我们在社会危险性是否存在或者程度强弱的判断中不能充分排除其社会危险性处于一种相对较强的状态，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使其对特种药物产生持续依赖性的疾病—晚期视网膜型糖尿病，除非持续按照专业医生根据病情所开的剂量服用特种胰岛素即极有可能导致其眼睛流血甚至失明，但其所涉嫌的或被指控的罪名为贩卖毒品罪并可能被判处死刑，这时如逃避侦查或审判肯定会导致其不可能持续按照专业医生根据病情所开的剂量服用特种胰岛素，其必须承受着双目失明的风险，但是在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渴求面前这种风险已经显得并不重要，这使得逃避侦查或审判致刑事诉讼无法进行的可能性处于无法合理性排除的状况，以此可进一步确认其具有相对较强的社会危险性。
在第三种情况下，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促进力与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形成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处于相对均势，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形成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可以推出在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时合理化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但同时其不能彻底否定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的存在，同样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促进力可以推出在非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时不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其也不能彻底否定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其所涉嫌的或被指控的罪名为故意伤害罪并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在前一次刑事诉讼过程中曾经有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其故意逃避使侦查活动无法正常进行，表面看来虽然在这两种不同方向的作用力的对抗中谁也没有取得明显的优势，但这时仍应遵循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应居主导地位的原则，既然没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曾经具的有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对社会危险性的促进力明显大于其作为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这一状态对形成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那么便应当认为妇女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这一特殊状态使得在未对其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已足以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更具合理性。
（二）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关系
我们之所以有必要考察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在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既有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也有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而且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可能将两方面的因素同时集于一身，此时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因其证明力的不同方向而发生直接的对抗，我们所要考察的也正是这种对抗中所存在的规律性的东西[3]。我们在前面已经对“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应居主导地位，除非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这一命题做出了初步论证，基于相同的理由，我们可以由此更进一步的推出“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弱化因素在社会危险性的判断中应处于主导地位，除非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强化因素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弱化因素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这种对抗可能存在于以下两种情况：
在第一种情况下，以明确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不具有形成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为前提，或者说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其在生理能力方面不具有合理化排除或明显弱化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此时，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成了判断“社会危险性”的决定性因素，此时，对抗只发生在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即在没有充分理由证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强化因素的主导作用时，优先考虑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弱化因素在社会危险性预测中的作用，而且这种优先性的丧失只能基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强化因素的主导地位的确立。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涉嫌的或被指控的罪名为过失致人重伤罪，可能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无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的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但其在前一次刑事诉讼过程中曾经有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其在没有被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情况下故意逃避使审判活动无法正常进行，此时，对抗只发生在涉嫌或被控犯罪的性质、严重程度及其可能的判罚与是否有妨碍刑事诉讼的前科这些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依据有利于强制措施效力承担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相对主导作用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妨碍刑事诉讼的前科这一条件既不能合理性排除与之证明结果相反的可能性，也不能至少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方面明显大于涉嫌或被控犯罪的过失性质、可能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判罚在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因而，可确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具有相对较弱的社会危险性，即可证明未对其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已足以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更具相对合理性。
在第二种情况下，以明确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具有形成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为前提，或者说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其在生理能力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化排除或明显弱化社会危险性的因素，但并不能直接成为“社会危险性”大小或强弱的决定性因素，其主导地位的是否确立还有待于同时存在的两个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对抗结果，当然同时存在的两个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也只是决定 “社会危险性”大小或强弱的部分因素，此时，既有发生在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对抗，也有发生在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和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对抗，两种对抗结果在主导性因素的确立过程中都直接发挥作用，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其所涉嫌的或被指控的罪名为故意伤害罪并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在前一次刑事诉讼过程中曾经有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其故意逃避使侦查活动无法正常进行，在本例中，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不能直接确立社会危险性的主导地位，而必须以故意的犯罪性质、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与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之间的对抗结果为前提，故意的犯罪性质、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在受到可能被判处较低刑罚的弱化后，其既不能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强化因素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弱化因素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当然就更不能否定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的主导地位。实际也就是通过二次论证来确立居于主导地位的证明因素。

参考文献：
[1]王占洲、林苇：“当事人取保候审权利保护之不足”[J]，《贵州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4）。
[2][英]伯特兰.罗素：《逻辑与知识》[M]，苑莉均译，北京：商务印馆，1996。
[3][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馆，2003。

论个人信用信息的范畴

罗亚海

摘要：个人征信制度的建立和个人信用数据库的完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厘清个人征信信息的范畴，本文立足现行的关于个人征信信息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的层面，并着眼个人隐私权保护，将个人信息分成三个部分：根据法律规定当然成为征信信息组成部分的个人信息、可以法律关系主体约定或者根据惯例进入征信信息库的个人信息以及坚决作为个人隐私权保护的个人信息。

关键词：个人征信 信用信息 范畴 信用制度

一、个人征信信息的基本界定

（一）个人征信信息的概念

个人征信信息意指由特定机关建立的个人信用数据库所采集、整理、保存的，为商业银行和个人提供信用报告查询服务，为货币政策制定、金融监管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用途提供有关信息服务所使用的个人信用信息。在我国，个人征信信息的采集主要是由人民银行负责，并以此建立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帮助商业银行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和信贷管理效率,防范信用风险,促进个人消费信贷健康发展,为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提供服务，同时,也起到帮助个人积累信誉财富、方便个人借款的作用。

(二)个人征信信息的基本特征

1、征信信息的客观性

征信信息的客观性指的是征信信息的内容必须是客观的，必须符合客观发生过的实际情况。征信信息的客观性表明征信信息的认定具有可靠性。一是任何征信信息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客观的征信体系保有的各种印记或痕迹，这种印记和痕迹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着一种客观的、内在的联系。征信信息是已知的事实，征信信息的适用对象事实是未知的事实，嫁接已知事实和未知事实的中介是理性和逻辑的因素。未知的案件事实依靠逻辑的力量奠定于已知的事实基础上，获得了它的极大的可靠性，也就是它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2、征信信息适用的关联性

相关性，指的是某些事实必须与待确认的事实具有实质性的联系，这种联系能为人们所认识并现实地加以利用。从实质性角度来说，征信信息适用的关联系必须针对的是其所针对的实质性问题。确定征信信息的关联性，就是要确定该信息是否关联到了相对法律行为的实质，对信用风险的防范是否有实质意义，如果征信信息虽然能够防范某种风险，但却与风险对抗的问题和事实没有任何关系，这种征信信息没有任何关联性。如果征信信息确实可以对抗风险防范问题，但这些信息对于案件的解决并没有实质价值，亦是缺乏关联性，关键还要真正使实质性问题得到风险防范。有些征信信息尽管它与需要风险关联的事实有某种客观联系，但由于某种原因，这种联系不能作为风险对抗的凭证，它仍然没有关联性。征信信息的关联性并非依据法律的明文规定，研究关联性实际上所指向的共同目的就是更多地创设或发现逻辑严密的“轨道”以期“直通”关联性，使征信信息能够更有逻辑性地评定，从而改变关联性的裁判完全依赖“感觉”、过于“随意”的状况。

3、征信信息适用的相对性

征信信息的相对性是指征信信息主要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之间发生法律拘束力，只有征信信息关联的当事人一方能基于风险对抗要求而援引抗辩，从主体方面看相对性，是指征信信息的适用只能发生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主体之间，一方当事人只能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风险抗辩的情形下才能得以适用；从内容的角度看，是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以外，只有相对法律关系当事人才能享有适用征信信息对抗的权利义务，除此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根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制定的信息就可以看出，其目的是防范和降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促进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从该目的性可以看出，个人信用信息的基本目的就是在于界定商业银行风险和个人信用之间的问题，该问题就是一个私权范畴的问题，说的明确一点，该办法的主要的目的就是界定法人和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之间的风险分配问题，所以该问题的界定只能限制在私权领域。因此在适用上要有相对性，不能进行无限制的扩大适用，只能在特定的抗辩理由出现时，才能援引，诸如需要根据当事人的信用状况来决定是否授信，根据个人信誉做出对自己的与相对人现关联的抗辩适用。而不能够将个人信誉信息适用于非相对事项。

二、个人信用信息的范畴标准及其法学理论分析

（一）法定的采集范畴

“个人信用信息在多大范围内被利用, 也就意味着个人信用信息会在多大范围内被披露。所以, 划定个人信用信息利用的范围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划定了隐私权的边界。由此, 在各国的立法中一般都要界定法定的个人信用信息利用的合格用户。”[ 白云：《论个人信用信息利用过程中隐私权的法律保护》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4期，第10页。]《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对法定信息做出规定：“本办法所称个人信用信息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个人信贷交易信息以及反映个人信用状况的其他信息。”[ 见该办法第4条。]主要是包括“个人基本信息是指自然人身份识别信息、职业和居住地址等信息；个人信贷交易信息是指商业银行提供的自然人在个人贷款、贷记卡、准贷记卡、担保等信用活动中形成的交易记录；反映个人信用状况的其他信息是指除信贷交易信息之外的反映个人信用状况的相关信息。”从具体法律模式上来说，是采用列举和兜底概括的方式。[ 也有很多观点认为采用的是概括的方式，如白云：《论个人信用信息利用过程中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第9页的论述，见《法学研究》，2007年第4期。]有效的隐私权保护政策需要达到三个基本目的: 一是在个人向信息持有组织提供信息与他因此寻求的补偿之间建立平衡, 使侵扰最小化；二是开放信息持有系统, 使记录的信息本身成为基于该信息作出的有关个人决策的公正的来源, 使公正最大化； 三是设立和限制关于使用和披露个人记录信息的义务, 建立合法的、可执行的秘密性预期。[ 龙西安：《个人信用、征信与法》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4年第165页。]个人信用信息的利用方式国外有两种立法例,即须经信息主体同意和无须经信息主体同意。实际上, 在征信体系中, 信息采集与利用的方式上都会涉及到是否须经信息主体同意的问题。在这两个环节的法律设计上, 各国有所不同，美国是在采集和利用两个环节都采用在符合法定条件下无须征得信息主体同意的原则，但欧洲则在两个环节上一般都要求征得信息主体的同意，日本在信息采集环节需要经信息主体的同意。根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第2条的精神，办法规定的法定的采集信息是不需要经过信息主体同意的，虽然存在与隐私权的冲突，从法的效力位阶上讲，以人民银行的部门规章来豁免民法的隐私权保护是有些问题，但是从一个实用的角度分析，该部分的个人征信信息因为办法的规定而应该得到豁免，该部分信息的采集就不需要得到当事人的同意，因为该部分信息是保障个人征信信息目的实现的重要保障。

（二）约定的采集

比较来看,《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个人信用信息使用的范围有些过于狭窄, 只能用于贷款申请、贷记卡申请、担保和贷后风险管理。使用范围过窄虽然便于对个人信用信息使用的控制, 但不利于信用信息资源价值的充分实现, 造成资源的浪费, 降低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 白云：《论个人信用信息利用过程中隐私权的法律保护》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4期，第10页。]所以，除了法定的信息范畴之外，根据当事人约定的某些事项，可以成为法律规定之外的可以采集的信息。但是“如果把自由理解成绝对排除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关系的一种完全的独立，那末，我要说这种自由就会成为完全放任自流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象草木一样孤独地生活着：这样，也就不再会有社会。”[ [法]摩莱里：《自然法典》，北京：商务印书馆，第59页。]这些信息成为征信信息应该坚持这样的标准：信息主体在发生相对法律行为时候对一些信息保护权的放弃声明，该信息对征信风险抗辩具有积极的意义，并以此被法律关系一方采集而成为个人的征信信息。约定取得信息也不是只要有约定就一定成为征信信息，也不能因为某个主体的声明放弃就使得相同情形或者相同法律关系的情形信息都当作个人的征信信息，约定的信息在表现形态上是因个体不通而相互区别的。具体归纳约定信息采集程序，可以简单的概括为：“第一，本人授权。第二，许可目的。第三，本人授权与许可目的相结合。”[ 张有容《浅议征信信息主体合法权益保护》载《青海金融》，2007年12期，第32页。]尽快建立个人约定征信信息评估及披露的标准和规范模式，完善各家商业银行和个人资信评级机构评级标准，信用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进一步合理、完备，促进各评估机构做出的评估标准化和制度化，客观地反映出个人信用的真实情况，促进更多的个人约定信用信息进入征信体系。

（三）不能声明放弃的隐私信息不能采集

在个人征信体系建设中，也应该为保护个人隐私权留下足够的空间，个人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个人隐私权为代价，隐私权和征信权应该同时构成个人信用法律机制的两个基础，如果只强调信息公开，不顾及信息保密，或者只强调使用，不注意保护措施，都会伤害信息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并给别有用心的人提供可乘之机，败坏当事人的信誉和公众形象。因此，这里就存在一个矛盾，即从合理配置资源和信息对称才能有效避免风险的经济学角度讲，信息应当是透明的；但从法律和人权角度讲，又需要隐蔽。 所以，如何保持二者的平衡，是征信制度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不能只停留在所谓独处权的保护上，而应该朝着保护个人信息的方向发展。隐私权已经从传统的“个人生活安宁不受干扰”的消极权利演变为现代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信息隐私权”。 本文认为，隐私权表现为个人对私人事务和私人信息的控制力上，个人信息隐私权就是指个人对自身可识别信息的控制权。考虑到个人信息收集和利用的泛滥，可能威胁到个人自由，许多国家专门制定了保护个人隐私的法律规范。1967年，美国制定了《信息自由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要求信息公开的权利；1970年，美国制定的《公平信用报告法》对征信活动进行专门规制；1974年，美国制定《隐私权法》，规定了对政府机构收集的资料中的个人信息与隐私权的保护；同年通过的《家庭教育权与隐私法》限制披露计算机存储的教育记录；1980年，美国通过《金融隐私权法》，规定政府机构不得获取私人部门所收集和持有的个人财务信息。德国于1970年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制的对象限于政府机关；1977年制定了《联邦信息保护法》将规制对象扩大到私营的信息机关。在英国，1972年，杨格委员会在其报告中确立了10项处理个人信息的原则，这些原则的影响体现在其1984年的《数据保护法》中。澳大利亚于1988年制定了《联邦隐私权法》；后来又于1990年对该法进行了修改，扩大了该法的适用范围，规定了信息隐私权保护的11条原则。中国征信制度的建设上，也应该剥离出严格的隐私信息，排除在个人征信信息的范畴之外。

三、个人信用信息的具体形态界定

（一）法律、法规规定作为征信信息的相关内容

法定征信信息，是征信制度建设中可以直接采集的个人信息，并不需要征得个人同意，与隐私权的冲突就由法律的豁免规定而合法采取，如日本法律规定征信报告包括下列内容：（1）与信用供给相联系的本人识别信息，如姓名、年龄、住所和出生年月等；（2）与判断个人经济状况有关联的信息，如个人的资产、负债情况、收入、支出以及过去债务的返还情况等；（3）间接地推论个人经济状况的信息，如工作单位、家庭成员、居住情况等；（4）与该次信用供给合同有关的信息，如信用供给金额、交易户头、该债务的返还状况等。
我国法定征信信息的范围主要是根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 《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的规定，法定的征信信息主要是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个人信贷交易信息以及反映个人信用状况的其他信息。
　　1、个人基本信息。
　　个人基本信息是指自然人身份识别信息、职业和居住地址等信息；个人基本信息的采集应该坚持这样一个原则：成为个人征信信息的个人基本信息应该是在信用对抗有意义的信息才可以作为征信信息存在，对于保障个人征信信息不具有关联性者，则不能进行进行采集，并且这种信息的采集要以合法的方式进行。公民享有姓名权、肖像权、住址、住宅电话等，对于征信相对人对抗风险具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可以成为征信信息的组成部分，身体肌肤形态、公民的个人活动、公民的性生活则是要排除的个人信息，当作征信相对人的隐私权给与保护。